文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创造，是对政治学理论和政府管理实践的重要贡献。现今的文官制度，深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影响。英国被视为当代文官制度的发源地，但孙中山先生曾有言：“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中国古代官吏在谈论“职官”、“选政”、“铨叙”，纠结于品级、考核、官身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身处的文官制度的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覆盖之广阔、影响之深远，会超越国界、跨越时间。后人会深受其影响，与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古代发展出了完备的、历史悠久、超级稳定的文官制度，堪称世界之最。很多朝代更替，与其说是王朝兴替，倒不如说是“换皇帝不换官僚”——皇室家族变了，文官集团及其制度雷打不动。它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政治智慧的传承，对历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糟粕，比如对官本位思想的助长、消极的为人从政思想等等。几千年的制度流弊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决，千百代人积累的政治智慧、制度精华，如果不及时总结和认真学习，却可能毁于一旦。好在，历史是不断进步的，随着读史热潮的兴起，对官制史的解读也成了热点之一。
那么，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具体有哪些内容，古代官吏如何工作和生活，又有哪些乐趣和哀愁呢？进而，从古代官吏的职场经历中，我们能发现中国历史哪些规律性的东西呢？本书就是梳理这些问题的通俗读物。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官吏”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有官职有编制的人员，而泛指那些能够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古代人要行使公权力，有四种方式：当官、为吏、入幕府、做差役。以上四类人，都属于“官吏”的范畴。本书着重写正式官员的同时，也涉及后三类人，特此说明。
这其中可说、可写的内容很多。本书只写我熟悉或者我行文时联想到的内容。如今，书稿已经杀青了，我再补充两点感想：
纵观中国历史，做官往往带有很现实的、功利的目的，少有将做官作为事业的人，多是将做官作为职业的人。虽然士大夫们平日里高喊“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实践中主要把心思放在了“家”上，很少有人去管“国”，关心“天下兴亡”的就更少了。古人从年幼读书时起，就抱着功利的目的，读书不是为了追求文化传承、完善思考和精神享受，而是为了当官发财。从汉武帝开始设立太学，读书入仕制度在中国萌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读书、当官、禄利三者被画上了等号，这就可以解释士大夫们和古代官场上诸多匪夷所思的言行。
具体到官僚个体，仕途游宦生涯可能是一个不断被“敲打”，不断妥协，心态趋于平谈，为人处世趋于圆滑的过程。人生是一系列接踵而来的妥协，官僚的职业生涯更是如此。比如，古代人所受的教育和官场实践严重脱节，理想和抱负更是不受衙门世界待见，他们踏入官场后发现日常主要工作除了迎来送往，就是征税收粮，谈不上高尚或者重要。
这就需要他们调适心态，适应衙门工作。唐朝文豪白居易就一边狠下心来收税，同时又写下不少充满悲悯之情的诗歌。如《纳粟》一诗：“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乘。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常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至于其他人怎么完成从“民”到“官”的思想转变，就不得而知了。又比如，有个叫宋成勋的学官撰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首蓿盘中。”“藻芹池”指的是官学，“苜蓿盘”说的是学官的清苦生活。这副对联反映了作者生活虽然有些清苦，却平静而满足。从州县学堂到中央国子监的官办学校中的教职，是典型的冷官、清官。宋成勋能够调整心态，满足现状，殊为不易。毕竟，历史上有多少官员不满足现状而钻营苛求啊！
本书并非学术著作。在本书中，正史与、典故与白话、权力斗争和制度变迁、政治史和社会史并肩而立，读者们可以穿梭在达官显贵、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形形色色的衙门内外。野史、传说同正史一样得到了认真对待，登堂入室，在本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我相信，所有文字都指向事实，它们不是写作者个人思想的反映，就是社会现实的写照。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甚至纯虚构的，我们同样能够透过尘埃，触摸到当时、当地的现实。曾经有个编辑，好心地指出第一章中王维中状元的内容有误。她说，根据王维和太平公主二人的年龄，他们不可能存在交往。这固然是事实。书中这则故事引自宋代的野史和汇编《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不是正史（转引自《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第65页）。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王维没有得到太平公主的荐举，就否定这种行为的存在，更不能否认唐宋时期士人科举时奔走豪门，谋求荐举的现象的存在。我引用这则野史，一来为了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二来也因为王维和太平公主都是“名人”，借名人效应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希望读者理解。
本书可看作是拙著《泛权力》一书的延伸和具体化。本书偏重官吏具体工作和生活的挖掘和描述，《泛权力》偏重现象的揭示和案例的分析。两本书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结合起来可能对古代衙门内外的世界有更全面的了解。
书中的绝大多数观点、论据和故事，是我近几年读书、写作中积累下来的。在写作《泛权力》的时候，我就“剩余”了不少的资料，之后将近一年我又搜罗、了部分资料，结合平日的记忆与思考，写作了本书。其中的多数参考文献，我已经附录说明了。同时，我参考、引用了一些网络资料，其中：民国李定夷著的《民国趣史》（大通图书杜1936年出版）是网络文本；署名“莆阳老山”的博客中有一篇《莆阳名臣谱》的文章，多有参考；新华网理论频道的《古代官员退休后也做“房奴”》、署名赵海永的网络论文《论清官文化对我国宪政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阻得》、中国网《“四善二十七最”：古代官员如何考核》（此文注明来源《香港文汇报》）等文也是书中相关章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此，对所有前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行们。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博闻春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感谢李向晨经理对本书的关心与付出，感谢李婷晓编辑的辛勤劳动（我和李编辑认识多年，终于有幸合作）。感谢杨晴编辑的扎实工作与付出。我还要感谢穆国库、张万文和金小芳等同行与前辈作家梅毅先生对书稿的认可与推荐。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唐琳娜，感谢她一如既往的支持与爱。
谢谢大家！
张程
2011年6月于朝阳水南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