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权力扭曲人性。这句话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衙门中人在官场待久了会显得与平常人不一样，沾染上或多或少的精神疾病。因为这些病是在职业生涯中患上的，我们可以将其归入职业病的范畴。可怕的是，衙门中的职业病会传染，害得中国社会也感染上了一股“官病”。
魏晋时期，年轻人当官靠中正官评定等级，按照等级高低享有不同的权力，这个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曹魏末年，掌权的晋王司马昭想安排世子司马炎当官，需要走一下中正评品的手续。此事让司州的中正官员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肯定是“上上”；伤脑筋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露骨，要找个绿叶来配。全州十二个郡的中正官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衬托司马炎的聪明睿智。评定前，司马昭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这完全是假惺惺的虚饰。而虚伪是古代“官病”之一。古代官场简直就是一个剧场，官吏们就是演员，高官类似演技高超的大腕。
古代官员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一文铜板也不允许老百姓拖欠。偏僻乡村的老农哪怕只拖欠了一文钱，县官们就会带着三班衙役上门催缴，上房扒瓦，入屋拉猪。而对于路过的大小官员、名人雅士乃至“打秋风”的各路货色，官吏们却殷勤备至，盛情款待，临别还有丰厚的馈赠。为什么官对民、官对官的态度有如此悬殊的反差呢？海瑞的解释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厚客非出乎己身，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海瑞《淳安县政事序》）因为官员对官员有伤害能力，而老百姓则软弱无力。更重要的是，再盛情的款待都不需要官吏自掏腰包，将成本和伤害转嫁到百姓身上是古代官吏的惯常伎俩。他们花费巨资修建官衙、搞形象工程、为一些毫无必要的项目砸钱，因为花的又不是自己的线。
此外，古代宫吏还有许多其他职业病。比如遇到长官像奴隶遇到主人、老鼠遇到猫一样，在老百姓面前又交成了奴隶主和老爷，像猫戏弄老鼠一样对待老百姓；比如制度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古代的考核、监察制度虽严，三令五申虽多，官吏们从来没有照章办事、依法行政的：
再比如古代衙门开会，下属的发言通常只讲两个内容：第一是上司的指示是多么正确、英明；第二是自己是如何领会、贯彻和落实上司的指示的。凡此种种官病，都根源于强大的、没有制约的专制体制。本部分就来罗列和分析古代官吏的种种职业病。
送礼，是官场中人的必修课。送礼可以拉近人际关系，编织关系网络，而关系是官场中的黄金资源。还有人将送礼看作是官僚体制的“润滑剂”。礼物送出了手，官僚机构中的障碍多少会消除掉一些，政务执行就会畅通起来。相反，如果不送礼，政务执行起来就会磕磕绊绊。官员的个人升迁、祸福，更是如此。
然而，送礼是一门大学问。送得好了，会给人际关系加分；送得不好，反而会败坏人际关系，甚至可能给自身带来损伤。
南宋初年，秦桧的夫人王氏常到宫中和皇太后套近乎，拉关系。一次，皇太后对王氏说起近来自己很少吃到大的子鱼。王氏马上说：“臣妾家里倒有许多，明天奉呈一百条给您。”回家后，王氏告知秦桧。秦桧万分焦急。一百条子鱼对他不是问题，可皇太后吃不到的鱼，自己却随随便便拿出来了，岂不显得自己的生活享受比皇帝和皇太后还要好！
老婆答应的这份礼，简直是一颗已经拉了弦却扔不出去的手雷！秦桧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主意，第二天让王氏送进宫内一百条青鱼。青鱼很普通，满大街都在叫卖，王氏却说这就是子鱼。皇太后见此并未吱声，待王氏走后，她忍不住哈哈大笑，对左右侍从说：“我早听说秦桧的夫人是个乡下人，没有什么见识，现在看来果然不错，她连子鱼和青鱼都分不清。”如此一来，秦桧不仅把烫手山芋轻松扔掉了，还让皇太后觉得自己和夫人生活俭朴、忠厚老实。
不过，不是人人都有秦桧这样的智商的。所以，礼物的选择很重要。既要隐藏自已，又要讨好他人，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送的。当你不知道对方的兴趣爱好，又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器物古玩的时候，钱就是最保险、最现实的选择了。因此，绝大多数官场“礼尚往来”都是直接送钱，这也是为了避免“秦桧送子鱼”的尴尬。
明白了“送什么”，接下来“怎么送”也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直接把钱塞到对方手里吧？也不能在深更半夜把钱塞进人家门缝吧——人家哪会知道是谁送的啊？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就因为不会送礼，不仅丢了官还下了狱。“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而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周福清）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召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报酬。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上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不立即拆信看，那跟班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面叫喊，说收到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并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过关节中了举人，这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事，由浙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
可见，像周福清那样突兀地直接塞钱，是不行的。万一其中出现一两个纰漏，对双方都不好。解决之道就在于将送礼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将礼尚往来纳入到现行的制度中，将送礼过程中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
古代官场中人的智商都不低，早早地就创造出了稳定的送礼平台。上面有名目，有事由，有对象，也有具体金额。最后，送礼变成一件平常无奇的事情，成了官吏们的日常功课，自然也就没有任何风险可言了。我们拿清朝时期官场上的礼尚往来为例，看看这个平台的运作情况：
清朝官场送礼，首推“三节两寿”礼。三节，分别是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分别是官员和他夫人的生日。遇到这五个日子，平常人家也要相互送礼，官场中人更是逮住机会，大张旗鼓地送起来了。只不过金额大得惊人。比如清朝中期陕西粮道给西安将军的“三节两寿”礼，每次是800两白银；给八旗都统的礼物，每节是200两白银。这些人是有业务往来的。而陕西巡抚是粮道的直接上司，三节礼扩展成了四季礼，粮道每个季度要送巡抚1300两白银。陕甘总督是粮道上司的上司，但因为领导关系隔了一层，只要送三节札就行了，每次金额降为1000两白银。关于两寿礼，有一个官场笑话，说的是某县官吏凑份子钱给县太爷过生日。县太爷属鼠，大家就用凑的钱做了一只黄金老鼠送给他作为寿礼。县太爷很高兴，说：“过几天是夫人的生日，她是属牛的。”
“三节两寿”礼对地方官来说比较实用，因为他下属多，又管事管钱，能收到厚礼。对于京官来说，它就不太实用了。京官们最在意的是“两敬”。一个是冰敬：夏天的时候给京官送钱，让他买冰降温祛暑；一个是炭敬：冬天的时候给京官送钱，让他买炭保暖御寒。每到酷暑和寒冬的时候，地方官员就纷纷派人往京城各个衙门和相熟的官员家里送钱。对于一些利益密切的京官，地方官还多送一个“瓜敬”，顾名思义就是送钱让京官买些瓜果蔬菜吃。
京官的另一个重要收礼途径就是“别敬”。新官拿到委任状离京赴任之前，地方官在北京办完公事离京之前，都要给相关衙门的官员和相熟的京官送礼告别。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到他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14000余两别敬礼。
京官收入渠道单一，和地方官相比生活清苦，因此有“穷京官”之说。好在他们靠近权力中枢，掌握着能够决定地方官祸福的权力，所以想方设法要揩地方官的油水。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迅速传开，各种各样的京官马上蜂拥而来。有同年（科举同届）、曾经的同僚、同乡和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筵席一开，来的人往往更杂，“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地方官“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这里送一点，那里送一点，花销就大了去了。到后来，地方官将进京视为畏途，非到万不得已之时不敢进京。光绪年间，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发现山西离北京很近，但官员们极少进京“联络惑情”或者办理公事。他觉得很奇怪，一问才得知：原来山西官员也想进京跑部委、拉关系，无奈囊中羞涩，轻易不敢进那个“无底洞”。
此外，还有许多种礼是官场中人都能享受到的。比如“程仪”：官员出差的时候，沿途官员送的红包，表示资助盘缠的意思；“妆敬”：送给官员家中女眷的，让她们买胭脂香粉用；“文仪”：送给官员的孩子们，资助他们文具书籍，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官员家中有喜事，会收到“喜敬”；陪同领导下去视察，会收到“陪敬”；如果送礼方觉得原先送的礼分量不够，会加送“加敬”；就是领导的秘书或跟班，也会定期收到“门敬”或“跟敬”。（在清朝，幕僚和随从的能量很大，甚至能蒙蔽官员主子，官员也不得不仰仗幕僚和随从开展工作。）
当然了，送礼之人不局限于官员，老百姓更要向官吏们送礼了。比如清朝百姓向官府递交呈文，衙役得到费用才会接收。安徽阜阳县的门房、签押房，每收一份呈文要制钱4500文，称为“签子钱”。收了呈文以后，衙役还要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书吏要向当事人索要“纸笔费”、“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总之每个细微的环节都要向老百姓索要贿赂，最后逼得老百姓有事都不敢找衙门，都习惯私了。这个钱，到底是“礼”还是“贿赂”，就要由衙门里的老爷们鉴定了。
以上这些礼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如果谁动用了公款送礼，那就另当别论了）。清朝官场还有许多衙门和衙门之间、机关和机关之间的送礼行为。
比如地方政府要向中央各部委缴纳“部费”，也就是“麻烦”部委官员的“辛苦钱”。拿刑部举个例子，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要麻烦刑部官员按时处理就得给送辛苦费。四川按察司每年都要送600两“部费”给刑部。又比如地方官员晋升，赴任的时候需要有吏部发出的正式通知，如果吏部没有拿到这个官员的“部费”，就迟迟不给他发晋升的通知，熬得你最后不得不低头。再比如户部，晚清时各省往户部送财政款项（现银），送1万两就得交60两的“手续费”。不送的话，户部的大小官吏就会在银子的成色、分量上横挑鼻子竖挑眼，四处刁难。到了地方，同性质的“部费”依然存在，只是换成了“使费”。地方衙门之间的政务往来，每一桩每一件，也都得送相应的“使费”。
各种各样的送礼名目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将每一个官员都网在其中，疲于应付又不得不应付。张集馨担任陕西粮道的时候，每天都要迎客、赴宴或者看戏，有他主请的，也有他被请的，更有他陪坐的。每一个圈子、每一条线上的札尚往来，他都不敢掉以轻心。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张集馨对这种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官场礼节大不以为然，他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
清朝官场礼节的特点除了“多”之外，还有一个“厚”。每一份迎来送往的礼节“金额”都不轻，那么多礼加在一起就更重了。还是以张集馨为例子，他任陕西粮道出京前送了17000余两别敬，任四川臬司时花了15000余两，任贵州藩司送了11000余两，调任河南藩司时又送了一万二三千两别敬。如此巨款，都送给谁了呢？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时，送的别敬具体如下：军机大臣，每人400金；军机章京，每位16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80金到100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100金；侍郎、大九卿50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张集馨的收入是多少呢？他是正三品的高级官员，合法收入为年薪130两，此外有养廉银数千两，年收入平均在6000两左右。如果依靠公开收入，张集馨连别敬一项都承受不了，更不用说其他礼节了。
好在，张集馨在送礼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收礼。张集馨被任命为陕西粮道时，家境一般，不得不借了17000余两银子去送礼。担任粮道一年后，他不仅还清了借款，还寄回老家仪征10000多两银子。可见，庞大的官场礼尚往来还真是不错，不仅能够拉拢关系，还有创收的功能。
这么多、这么厚的礼，有时还不足以满足官场中人礼尚往来的需要。有的官员还需要额外的“礼节”往来。这些礼节也被冠以“敬”的名字，绝不能说“钱”。如果点明了是钱，一来太俗，二来也有行贿受贿的嫌疑。清朝官员就在装有银票的信封皮上以诗词中的数目或经典的篇数代表钱数。比方说，送300两银子的银票则代以“毛诗三百”。宣统年间，皇叔载涛有一回收到“炭敬”，封皮上写着“千佛名经”四个字。他很纳闷，当着几位要员的面说：“送给我佛经干什么吗！”众人笑而不答，载涛打开信封一看，里面原来有1000两银票。
清朝官员“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其尤甚者，说某缺一年可以有几‘方’，某缺一年可以有几‘撇头’。方者似减笔万字，撇头者千字头上一撇儿。以万为方，宋时已有之，今则为官场中不知羞的排场话。官场中‘仪礼’一部，是三千两，‘毛诗’一部，是三百两，称‘师’者，是二千五百两，称‘族’者，是五百两。不惟谈之口头，竟且形之笔札。”（《歧路灯》）
古代中国人真是智慧出众，能够创造出如此“博大精深”、面面俱到的官场送礼文化来，远比后来一些词汇匮乏、缺乏创造力的贪官污吏们要有“文化”，有“修养”。
不过，官场中人都知道送礼送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敬”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手里的权力。这就好像古代州县官上任点卯，六房书役都要送上钱财一样。别人给你送礼是敬畏你手里的权力，要讨你的欢心而已。如果你退休了或者罢官了，他们还会云集给你送礼吗？
晚清有个关于官场冷暖的笑话。说有几位知州、知县正团坐打麻将，忽然仆人来报：“听说巡抚大人的姨太太得了暴病。”这是讨好巡抚的好机会，诸位大人急忙穿衣备车，准备前往慰问。这时又有仆人来报：“得病者是巡抚的太夫人，现在已经死了。”诸位大人商量道：“原来是太夫人仙逝，我们且打完这一局，明早再去吊唁也不迟。”巡抚的母亲都已经死了，下属就想明天赶早去吊唁。一会儿又有仆人来报：“现已探实，死者是巡抚本人。”诸位大人一听，异口同声道：“快入局，别耽误了好时光，赢了钱好去吃花酒。”巡抚一死，管他干什么？
可见，宦情薄如纸。用清朝人的话来说，就是“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
我们普通入初次见面，握手寒暄，有很多话可以说，聊得投机了很快就能热络起来。这种寻常无奇的乐趣，在古代却只有平民百姓才能享受到，因为古代官员们初次见面可以聊的话题少之又少，几乎就找不到什么话题，相当沉闷无趣。
官员们初次见面，怎么会找不到话题呢？
我们可以逐一筛选一下各种可能话题，看哪些话题适合古代官员聊天，哪些话题是不能谈的。
首要的话题是公事。食君之禄为民办事，谈公事总没错吧？错了，古代官员初次见面肯定不能聊公事。
首先，多数官员并不懂公事。具体事务都是幕僚、书吏、衙役在做，长官们都不经手公事，只负责在下属呈递的公文上签字盖章就可以了。
比如京城的各部委衙门，实权就操在胥吏的手中。清朝有人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从信息输入到部委衙门，到信息转化为政策，再到政策输出本部门，都是胥吏在操刀。又比如地方的州县长官，上任的时候无不携带着一大帮幕僚仆役，人数比有正式编制的该地官员都要多。到任后，州县的钱粮度支有钱粮师爷负责，司法刑狱大家都去问刑名师爷，长官怎么会知道呢？京官也好，地方官也好，主要精力都放在应付迎来送往、编织官场网络和讨好上司方面，也的确没有时间去过问公事。你偏偏找人家谈公事，不是让对方难堪吗？
其次，官员谈公事，很容易暴露出自己在路线、政策和具体事务上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官场的大忌。你把自己的立场态度都暴露了，等于自动卸去了武装，容易让政敌抓住把柄。所以，巡察御史不能泄露本地区的反腐败形势，河道总督不会透露河道的运通情况，江南织造对朝廷在南方征调的贡品总是守口如瓶。至于最基层的县里的主簿、典史等人，更不敢谈公事了——万一和县令大人的口径不一致就糟糕了。就是认识很久的官员，相互间都不会谈论公事，更不用说初次见面的陌生官员了：
你知道对方是哪条线上的人，有什么后台啊？所以，不谈公事不仅是为了掩饰不懂公事，而且有自我保护的目的在。
那么，官员们见面能不能谈家世、谈家庭呢？不能，这是官场的一个大忌。
明朝正德年间，掌管特务机关的长官朱宁，见人就喜欢拿出写有“皇庶子朱宁”的名帖（类似现在的名片）。“皇庶子”是什么意思呢？
皇子怎么会抛头露面干特务工作呢？你如果觉得好奇，询问朱宁大人：
“您是皇上第几子啊？”那你就要倒霉了。因为朱宁是正德皇帝的干儿子。如果你再问：“那您的生父是哪位呢？”那你就要死翘翘了。因为朱宁原名钱宁，是南京守备太监钱能的儿子。一个太监，怎么会有儿子呢？再深问下来，朱宁肮脏的底子都被你刨出来了，他非当场和你翻脸、拔刀相向不可。所以说，古代官员见面交换的名帖，是不能深究的。其中有认达官贵人当干爹、干爷爷的，有改名换姓、冒充名门之后的，更有出身卑微、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不愿意他人刨根问底的。别人递过来的名帖写着什么，你就信是什么就可以了。多问一层，可能就得罪了对方。
第三，初次见面询问对方“仙乡何处”总可以吧？这也不行，籍贯也是禁忌。
唐宋以后，官场主流是科举出身的官员。没有科举功名的人就不是“正途”官员，低人一等。而科举考试是和籍贯紧密相连的。朝廷分配给每个地区的录取名额不同，有的地方多，多得和人口极不相称，有的地方的录取比例低得可怕，导致竞争极为激烈。这很像当今的高考，现在有“高考移民”，古代也有“科举移民”，从录取比例低的地方冒名到录取比例高的地方考试。古代有专门的罪名处罚“科举移民”，叫做“冒籍”。但中国社会向来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冒籍”事情越来越多,也没人愿意深查。不然的话，明清时期每次在顺天府参加科举的考生们不知多少人要被取消考试资格，还要挨板子了（顺天府就是现在的北京，科举录取比例极高）。还有许多江浙的考生去广西、甘肃等地参加科举。近代名士张謇当年就是“冒籍”获得的功名，为此还遭人讹诈。
“冒籍”的益处显而易见，最大的不方便是考生获得功名和官职后必须守口如瓶，坚持自认是冒充地的子弟，所以他们一般不愿意提及籍贯问题。
因此，你初次见到一个官员就问人家的籍贯，万一对方当年是“冒籍”得的功名，你一问，人家多尴尬啊！万一对方没有功名，是杂牌出身，你这么问，对方也会觉得尴尬。所以，籍贯就不应该问。
第四，询问对方年龄，总是安全的吧？不，询问年龄恰恰是最不安全的！因为古代官员更改档案年龄成风，和实际年龄出入极大。而年龄大小关系官员的切身利益，万不可能让其他人知道。所以，年龄是大大的禁忌。
从北宋开始，朝廷有规定：举人参加多少次科举还没有中进士且年龄在60岁以内，可以赏赐进士出身，并授予官职。这就是“恩科”的由来。生员、秀才也有类似的恩惠。比如清朝有90多岁的老秀才还硬挺着参加科举，皇帝干脆让他别考了，赏赐举人功名回家了事。这位老人家当然是特例了。倒是有许多人为了讨-一个“恩科”官职，争取在“档案年龄”到达60岁之前“考满”规定届数的考试。这就需要在年龄上做手脚了。
改年龄有另一个好处。隋唐以后对各个级别的官员的任职年龄是有规定的，如果一个人过了55岁才考中进士，一般不授予实职，而是授予闲职坐冷板凳；如果一个人年过六旬才考中进士，就连一官半职都捞不到了，只能回家“候任”。所以，在55岁之前考中进士，是出任实职的硬性条件。而一个“有为青年”要想冲击三公九卿的高位，要历任翰林、部委和地方各种官职，既要有中央宏观视野又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才有可能飞黄腾达。按照每个官职任期3年到5年计算，一个青年从中进士到具备进入领导层的条件，至少需要15年左右的光阴。那么，一个人要想冲击政坛高位，至少要在40岁以前考中进士。相应的，他考中举人、秀才和生员的年龄也相应要向前推。这对许多考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年龄改小。所以，金榜题名的进士们编制的《同年录》上的“年齿”一栏不能说全部是假的，起码95以上是假的（保不准有个别少年得意的“应试高手”）。难怪清初文豪兼官员王士禛感叹：“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出场就向学政大人坦承：“童生二十岁应考，如今考过二十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实年五十四岁。”范进竟然向他人坦承自己的真实年龄，难怪他的岳父胡屠户骂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动不动就扇他耳光。忠厚老实的范进竟然把年纪改小了24岁，那么那些不忠厚不老实的人会改小多少呢？
最后，官员们初见，谈谈学问、探讨“子曰诗云”、高喊“仁义道德”总没有错吧？
很遗憾，这也没得聊。因为，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是有学问的，里面也混杂着不少白痴和文盲，保不准就让你遇到一个。
科举出身的“正途”官员，不可能是文盲，但绝大多数人将学问当作敲门砖，当了官后就忘记了，多年后哪还能拿起来和他人切磋探讨啊？明清以后的那些八股文高手，肚子里也没有什么真学问可言。另一方面，官场上还有许多不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依靠祖父辈上来的，依靠裙带关系上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买来的。他们这些人中，能干的人有，但多数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你千万不能和他们切磋学问。
比如乾隆时期有个两淮盐运使，是用钱一层层买来的官。一次，他参加祭孔，感到很奇怪，就问旁人：“我们拜祭的这个孔子是谁啊？”身边的书吏赶紧回答说：“孔夫子。”盐运使不明白，又去问一个老塾师，塾师告诉盐运使：“孔子是圣人。”盐运使还是不明白，在聚会的时候就问同僚：“孔子是个什么官？”同僚瞠目结舌，其中一个同僚好心说：“居鲁国司寇，摄行相事。”这样一来，盐运使就更不明白了。所以，如果你和这位盐运使大人初次见面，然后探讨“子见南子”或者“咸与维新”之类的话题，估计能把这位大人说晕了。
还有一个民国政治的笑话，说的是某地方官员（有说是省主席，有说是国民党某党部主任的）“理论水平”之低。民国时期官方集会或者庆典，有振臂呼喊“国父精神不死”的口号的传统。一次，轮到该官员带头喊口号，此公振臂高呼：“国父不死。”旁边的秘书听见，赶紧小声提醒：“还有精神呐！”此公马上再把胳膊抬起来高呼：“还有精神呐！”台下的人也跟着振臂高呼：“国父不死，还有精神呐！”所以，如果你和这位地方官员初次见面就探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或者“新生活运动”，估计这位国民公仆也会被你说晕了。
最后，公事不能聊，姓名、家世、籍贯、年龄不能聊，就是你觉得是公理和常识的学问、理论也不能聊。官员们初次见面，还真是为难，弄不好就陷入无话可说、面面相觑的尴尬局面——如果跟班的再不机灵，找不到话题的话。
那么，官员们初次见面谈什么呢？其实，谈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什么职位的官员见面，见面的这桌酒席由谁埋单，饭桌底下塞了多少银票，相互之间馈赠了哪些东西。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话虽然没得聊，但送礼，让利益输送来代替情感交流总不会有错。所以，即便初次见面很难找到话题，谈话有种种禁忌，还是阻止不了古代官员热衷于交际，忙于扩展官场网络。
总之，在古代，政府官衙的后门直通造假工厂的正门。正因为官员的各种信息大多造假，大家戴着一张张面具，所以初次见面会相当沉闷无聊。
“忠”和“孝”是中国历朝历代大力宣扬的主流价值观，这两个字在古代地位崇高无比。多少农家子弟保家卫国、慷慨赴难，就是为了一个“忠”字；多少良家妇女一辈子养老带幼、操持家务，就是为了一个“孝”字。如果能得到朝廷一个追认或者旌表，就是对那些平凡、朴实和苦命的普通人一生最大的承认。
那么，倡扬“忠”、“孝”价值观的皇帝和官员们，在这两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说“忠”。
忠，顾名思义就是效忠王朝和皇上。看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从曹魏建立以后，各个朝廷对“忠”的宣传就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频率并不高。
因为曹魏的天下是从汉献帝手里夺来的，之后晋朝的建立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弑君夺位的丑闻怎么能拿出来说呢？再往后，一个个新朝代的建立越来越不像样。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司马德文是被南朝宋武帝刘裕派人按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脸闷死的。而南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刘准被齐高帝萧道成派人挟持出宫时惊吓过度，问：“你们要杀我吗？”官兵回答：“你不能住在宫中了。你家祖先取司马家的天下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刘准哭泣道：“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在王家！”出宫不到一个月，他就被杀死了。陈朝的陈霸先篡位，干脆将梁朝末代皇帝萧方智乱刀砍死。萧方智当时才16岁，不想死，边跑边哭城：“我本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要我即位，现在又要杀我，这是为什么啊？”萧方智毕竟年轻，不知道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争斗，失败的一方哪能讨价还价！隋朝是杨坚从外孙手里夺的，他这个姥爷对外孙一点怜悯都没有，照杀不误；唐朝是隋朝大臣李渊打下来的，隋炀帝杨广虽然不是他杀的，但李渊在杨广活着的时候就起兵争夺天下，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宋朝的天下是赵匡胤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抢来的；明朝的朱元璋也是因杀戮起义军的老上级、老战友才脱颖而出。你问他起义领袖“小明王”是怎么死的，估计他只能支支吾吾，难以说明了。至于割据混战时代，“臣弑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现象就更普遍了。
从曹魏开始，除了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外，哪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有资格谈论“忠”字呢？
皇帝们没有资格，朝野官员也没有资格谈论忠与不忠。这一点，吴思先生在“皇帝是个冤大头”文章中已经说明了。贪赃枉法和不作为是古代官场的通病。官员们贪污腐败，贪的最终是皇帝的钱，腐败的东西最终也是皇帝的。官员的枉法和不作为，就是不执行朝廷和皇帝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难道是“忠”吗？更可怕的是，这些官员恶化了朝廷和百姓的关系，让皇上失去了民心，刨了皇帝的老底。陈胜、吴广是基层官员逼出来的，高迎祥、李自成也是地方官员推出来的。最终，皇帝成了冤大头，承担所有官员不忠的恶果。
曹魏以后，皇帝带头不忠，上行下效，朝野大臣们也不忠。东魏年间，权臣高澄和皇帝元善见一起饮酒。高澄举觞对元善见说：“高澄祝陛下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感慨地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高澄发怒了：“朕，联，狗脚朕！”高澄说完还不解气，让亲信上去打元善见三拳。当众殴打完皇帝后，高澄才拂袖而去。北齐建立后，高澄的子孙们肯定不愿意发起有关“忠与不忠”的讨论。既然开国皇帝就不忠，王朝建立之初就有“不忠”的原罪，他和他的子孙就不好意思再宣扬“忠”了。他们无一不转口宣扬“本朝以孝治天下”，以此来树立统治的合法性。大臣们也乐意降低“忠”的宣传调子，转而提倡孝道。“孝”的地位开始盖过“忠”。
于是，“不孝”成了官民的一大罪证。要搞臭对手、搞垮政敌，官员最简单、廉价的做法就是揭发敌人的不孝之罪。晋朝的阮简以旷达自居。父丧期间，阮简在一个大雪寒冷的夜里拜访浚仪县令。县令招待他，阮简吃了一点肉羹，就被政敌抓住了把柄：“阮简竟然在父丧期间吃肉，不孝！”阮简因此被隔绝在官场之外将近30年。《三国志》作者陈寿在父丧期间，自己不幸生病了，婢女给他送上丸药，被政敌当作把柄：“陈寿竟然在父丧期间与婢女亲昵，不孝！”陈寿有口难言，长年累月得不到提拔。西晋初年，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贾充声名狼藉，却骂庾纯：“你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却不回家照顾，还有什么话说？”就这一句话，把庾纯将得无话可说。
明清判案中有许多琐碎的“不孝”案例，从中后人可以看到朝廷是多么重视孝道。比如，一个人看到父亲和他人打架，他拿起武器帮父亲，却在混乱中误杀了父亲，也被认定“弑父”；有个儿子和老母亲吵架，害得老母亲浓痰上涌窒息而死，这个儿子也被认定“弑母”。两人都被凌迟处死。可见官府对普通百姓在“孝道”方面的要求之苛刻、绝对。
孝道旗帜高高飘扬，官员们都在用力地摇晃，有志于官场的青年们纷纷在“孝”字上下功夫。我们翻看《晋书》之后的各朝正史，立传的官员们大多有“事父至孝”、“居丧以孝闻”之类的记载，即使拿不出可考证的事实也往往写上“有孝子之名”之类模糊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恐怕难称孝子，对待父母长辈顶多说得过去而已，但是朝廷重孝，写上这么一笔对声誉和前途都大有帮助——估计效果比现在的“高考加分”更有用。
在古代中国，某件事情一旦有利可图，人们就蜂拥而上，通常物极必反，结果背离初衷。
“孝”既然有利可图，官员们和“有志青年”们都趋之若鹜。据说厚葬的习俗兴起，就和达官贵族要表现孝道有关。很多人把父母的墓室造得比生前的居室都好，寿衣和寿器比父母日常衣服、用品都要好得多。父母死后的待遇其他人都看在眼里，所以要做给别人看；父母活着的时候别人又不看，你再孝顺别人也不一定看得到。比如，朝廷为了表彰“孝子贤孙”，从民间挑选“孝廉”授予官职。顾名思义，孝廉是那些“孝顺长辈，清正廉洁”的人。可惜，从一开始就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不信，可以看看《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里面有多少道貌岸然、欺压乡民的士绅大夫，他们都是孝廉。所以鲁迅先生说：“历代所谓‘举孝039039和‘孝廉方正’等都是为了换取官做，‘孝’只是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痛苦罢了。”最终，孝道变成了仕途敲门砖，选拔上去的能力怎么样不好说，但在道德上肯定是不过关的。
朝廷把“孝”的旗帜举得时间越长，这面旗帜变质得就越厉害。
按说，丧期是不能作乐的。东晋明帝驾崩，国丧末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弹劾。但到谢安执政时，他在丧期照样歌舞不断。同僚王坦之写信劝他赶紧收敛，谢安不从，最后也没有人追究。自此以后，东晋士大夫阶层群起效仿，成为定俗。为什么无人弹劾谢安“不孝”呢？因为谢安是丞相，谢家权势熏天，没人敢弹劾他。权力因素，蛮横地干涉了孝道的评判标准。
古代还有一项和孝道有关的制度，就是“丁忧”。官员遇到直系长辈逝世，必须辞职回乡守孝，一般是三年。三年时间，对仕途来说很重要。某个官员可能正处于仕途上升期，突然什么职位都没了，要等三年才能复出当官：而三年后安排给复出官员的职位，一般都不如之前的职位重要，甚至有人还降半级复出或者干脆委任个差使。所以，丁忧是横在所有在任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器。然而，清朝时期，满族京官若是丁忧，只需回家百日，限满后即可回署当官。为什么呢？因为清朝官制分满汉，满族编制多，可用之人少，为了避免缺员过多，朝廷允许满族京官象征性丁忧一百天就复出。当然，朝廷的“理由”是满族京官的田宅、家族都在北京城里面，做官地就是故乡，可以“化悲痛为力量”在家乡继续工作。这个“例外”，打开了丁忧制度的缺口。清朝后期，汉族官员纷纷援引满族京官的例子，要求恩准“化悲痛为力量”，免于丁忧。比如袁世凯就没有丁忧，母亲死后他一直在当官，还不断得到升迁。有了前车之鉴后，拒绝丁忧之风盛行。许多汉族官员接到家里的噩耗，只是请假一个月，回家料理完丧事就回官署继续办公。如此重要的人事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偏离了孝的初衷。
古时常常有人感慨：“忠孝不能两全。”比如一个人要去边关打仗，很可能因此牺牲。他的牺性是报效国家，是对皇上尽忠，可他死后就不能赡养父母，又是对父母的不孝。反之亦然。因此，人们似乎认可“自古忠孝难两全”的说法。
其实，对于官员来说，“忠”和“孝”是可以两全的。朝廷给官员的待遇并不低，有官衙居所和可以免费使用的官方医院，有可以随意支使的衙役下人，官员完全可以带着父母双亲一同赴任。再加上官员还有许多隐性的收入和待遇，父母随任的生活质量不会差。退一步来说，即便官员因公殉职了（这是尽忠的一面），朝廷也会有丰富的补偿（比如追封的官爵、追加的待遇），老父老母的生活质量不会降低的。官员的“孝”会由朝廷和官员生前的积累来继续承担。（老百姓就难了，必须在“忠”“孝”之间艰难平衡。）
皇族在“忠孝”问题上，非常特殊。官民“忠”和“孝”的对象不一致，但皇族在“忠”和“孝”的对象上是一致的。皇帝既是他们的君主，也是他们宗族的首领，皇族尽忠的同时也是尽孝。遗憾的是，皇族恰恰是古代最不忠不孝的人群。中国历史上，皇族内部子弑父、弟杀兄的悲剧和“杯弓蛇影”的传说还算少吗？西晋时，皇帝对皇族的待遇可谓深厚，分封了几十个王爷，每个王爷都掌握军政大权，生活优裕。可就是西晋皇族内讧最厉害，开国的晋武帝死后就爆发了“八王之乱”，祖、父、子三个辈分的皇族相互残杀，导致王朝迅速崩溃。末代皇帝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匈奴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除。”这是多么无奈和可怜的回答啊！南朝宋的时候，开国皇帝刘裕死后，王朝也迅速走向衰亡。皇子皇孙们为了争夺帝位骨肉相残，高贵的鲜血淋漓了华丽的殿堂。刘裕的子孙们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骇人的杀戮，不是子弑父、兄弟相残就是叔侄屠杀。南朝宋孝武帝、前废帝、明帝三朝皇族129人，被杀者121人，其中皇室内部相残者多达80人。在位者和阴谋家对付骨肉同胞的手段，往往令人发指，中间哪有一丝感情存在。
中国古代难道就没有“忠孝两全”的人吗？人们常常举海瑞来做正面例子。海瑞事母至孝，带着老母亲上任，每天问安，家事都听老母亲的，算得上是“真孝”。海瑞为官勤勉，几十年兢兢业业，对皇帝敢冒死直谏。更主要的是，他的清正廉洁是出了名的。海瑞当淳安知县的时候，在老母亲生日那天上街买了半斤肉，就被上司闽浙总督胡宗宪当作奇闻讲给同僚听。遗憾的是，海瑞这样算不上“忠”。他忠的是内心的理想，是陈旧的制度（比如他大力提倡恢复朱元璋时期的“剥皮实草”来惩治贪官污吏），而不是朝廷和皇帝。后人没看到他对明朝现实政治有什么可操作的谏言，相反上自嘉靖皇帝下至辖区内的属吏都对他头痛不已。海瑞逝世的时候，估计皇帝和官场都松了一口气：那个硬得像石头一样，设有任何裂缝的偏执老头，终于死了。海瑞这类人，包括屈原、岳飞等人在内，遭遇了另一类“不忠”的尴尬。那就是他们想效忠朝廷，也拥戴君主，却不符合君主的心意，被认为“不忠”。皇帝喜欢的是“多磕头少说话”的忠臣，而真正的忠臣却不是那样的。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从皇帝到皇族，到官员，到士大夫阶层，都有“不忠不孝”的负面记录——倒是在乡间和市井中，忠孝演变成了优良传统。
自古不是忠孝难以两全，而是忠孝两不全。统治者以此来要求百姓，百姓们相信了，尽全力去做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后仰起头来一看：
原来上面的人根本没有做到啊！
打从宋朝开始，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有个别胆大妄为的草民却将它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这讽刺的就是古代官场的腐败现象。
君主专制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大权集于君主一身，连天下都是君主的私产。因此，政府清廉或者腐败，与专制君主的利益息息相关。皇帝最有动力反腐，也只有他才有力量、有可能严惩腐败。遗憾的是，在皇帝的诸多考量中，权力是第一位的，如何维持统治是首要问题，反腐败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反腐的重要性可能要排在权力、子嗣、战争、钱粮等等的后面。只要腐败没有直接威胁到统治，反腐都只能是锦上添花的修饰，而非迫在眉睫的选择。某个官员只要能帮助皇帝解决其他更重要的问题，那么他的贪腐堕落都是可以原谅的。南梁时期，粱武帝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平庸无能的王爷，他在王府中建造了很多间大房子，紧锁房门，从来不示人。有人告发萧宏私藏兵器，图谋不轨。萧衍很担心，就找了个机会去萧宏家“参观”那些神秘的大房子。萧宏百般不愿、犹犹豫豫地阻拦，更令萧衍怀疑。屋子最后还是打开了，只见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和难以计数的钱币。不用说，这些都是萧宏贪污来的。他吓得双腿颤抖，以为皇兄要处置自己。萧衍却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拍着萧宏的肩膀说：“老六，你很会过日子嘛！”结果，萧宏虚惊一场，萧衍放心地打道回府。只要萧宏效忠自己，多贪些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对皇帝来说，大臣们有贪心比有野心好，皇帝宁愿一些大臣贪心多一点、野心少一点。
其次，在专制政体中，衡量一个官员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升迁。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和收益就大，官僚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就认为他成功，反之就要承担体制的重重压力和外界的冷嘲热讽。而在升迁的标准中，清廉与否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甚至是边缘化的标准。许多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的贪官照样节节高升，神气活现。因为主导升迁的核心标准是关系，是人情，是权力斗争，甚至是赤裸裸棵的金钱。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得上司青睐，能排挤同列而上浮者是粪土，而被上司厌恶，受同列排挤而下沉者是黄金。……受众多贪官排挤者正是清官。在官场中，施展各种歪门邪道而得利，而蹿升者，则是贪官。”正如宋朝陈宓所说：“大臣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台谏用慎默之士，都司枢掾，无非亲昵，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这正是“官场的常态”。（王曾瑜《“清官”考辨》）清廉者沉溺下僚，贪腐钻营者平步青云，几乎导致所有的官吏都去做后一类人了。贪污腐败现象如何能杜绝？明清时期，升官可以靠金钱来“活动”，就连崇祯皇帝都说：“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
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春明梦馀录》卷四十八）升官的先期投资是要还债的，欠下的人情、许下的诺言又何尝不需要偿还？
古代衙门腐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缺乏权力制约，比如腐败风险小（下民易虐、上天无知），而且收益高。《王朝腐败周期律》一文还有对腐败原因的详细探讨。总之，只要君主专制政体存在，只要缺乏制衡的官僚体制存在，腐败就是政治的顽疾，像癌症一样无法根治，反而日益加重。
腐败，从本质上来说是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在权力泛滥的古代，官吏在各个领域中处于强势地位，以权谋私行为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第一，直接索贿，这是最原始、最强硬、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方式。你不给官吏贿赂，他就不给你办事，或者故意刁难你，这就是直接索贿。比如唐朝的蜀州刺史安重霸，贪贿成性。蜀州有个姓邓的油客，资财巨万。安重霸就召邓老板过来陪自己下围棋，让他在一旁侍立。安重霸围棋下得很慢，一天也下不了几十个子，下一盘围棋就是好几天。邓老板天天在一旁侍立，名为看棋，实为罚站，又不给吃不给喝，实在是受不了。一次，安刺史又召邓老板来观棋，邓老板实在不想去。有人就对他说：“本不为棋，何不献贿？”邓老板赶紧献上黄金三锭，安刺史这才不再叫他去看棋。又如清朝中期，江西流传民谣：“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这个陈老虎就是江西巡抚陈淮，他也是贪婪成性的人，又信任南昌知县徐午，通过徐午向各县收取“保护费”。这就是明火执仗的索贿了。此外，贪污公款、苛捐杂税等等也可归入这种方式。此时的衙门、官吏与呼啸山林的强盗没有本质区别，都在抢劫老百姓的财物。
第二，权钱交易，受贿者放弃职责，为行贿者提供便利。这是最常见的腐败方式，比如买官卖官、花钱办证。这种方式比较隐蔽。比如御史言官不掌握人事大权又不治民，无官可卖，无钱可贪，就主要靠参奏弹劾的权力来讹诈官员，史称“卖奏”。御史发现了某地、某人的问题，如果不给他贿赂，他就如实上奏弹劾：如果给了他贿赂，他就给你来个“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将棍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者干脆就不揭露不弹劾，这笔贿赂就类似于如今的“封口费”。
明清时期对官员有“申斥”的惩罚，就是违纪官员跪听谕旨后接受斥责辱骂，由宣旨的太监来执行。对于平日威风凛凛的官员来说，被一个太监当众大骂，是极为难堪的事情。你想免去辱骂，就得花钱贿赂太监。这样，太监手里就有了“免骂权”。清末唐绍仪、张百熙二人都受到传旨申斥的惩罚。唐绍仪塞给太监400两银票，太监宣旨后就走了。张百熙不知规矩，没有行贿，太监宣完旨后顿足大骂他“混账王八蛋滚下去”。讽刺的是，太监的“免骂权”竟然可以“部分交易”，也就是官员如果给不足贿赂，可以根据具体的金额免除相应的辱骂。清末翰林刘廷荣也被传旨申斥，但他一个穷翰林拿不出400两银子，只向宣旨太监交了200两。结果，太监申斥时只骂了句“混账下去”，免去了“王八蛋滚”，程度减轻了不少。这也算是“公平交易”、“一分钱一分货”的体现了。
宽泛地说，权权交易也可以归入权钱交易的范畴，毕竟也是一方放弃职责，给另一方以切实的好处。比如达官显贵相互吹捧，举荐对方子弟入仕。我提拔你的侄子升官，你安排我的儿子当官，大家都得到好处了。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第三是制度性腐败，因为制度设计的缺陷而导致的必然腐败。这种腐败和具体的官员无关，而是不管谁处在其中都难以避免的腐败。比如皇帝出巡要做准备工作，包括修缮道路，拆除沿途“有碍观瞻”的建筑，检查安保工作等。清朝有专门的向导处，为正式官署，负责准备皇帝出巡。结果，向导处成了扰民处。向导官自然希望道路越宽越平越好，沿途情况越简单越好。至于地方哪项工作做得不好，哪块田地需要征用，哪处建筑需要拆除，都是向导官说了算。于是，工作粗暴、强征强拆就难以避免了，“有司不敢纠正”。
清朝有专门治理黄河的河署系统，出了名的财大气粗。因为治理黄河关系千万百姓安危，全社会都极为关心，投入巨资。河署成为不受地方监督的独立系统，坐拥巨额拔款，钱多得花都花不完。每年霜降以后，水位降低，不会再有决口漫滥之事，河署照例要举办一年一度“庆安澜”活动，在年底突击花钱。系统的各级衙门都建有专门的京剧团，以“院班”、“道班”等名目区分档次，还要从苏州聘请名角来助兴，出场费数万两，全打在工程账上。“庆安澜”从九月办到十一月，天天宴饮观剧。宴饮是流水席，从上午到半夜，只要有客就不结束，光小锅菜就达一百几十个品种。桌上供客人剔齿的牙签市价为1钱可购十余枚，做在账面上的报销价竟达数百两。其他如冬裘秋缎专买定制，珠翠金玉不可胜计，朝珠带板动辄千金，甚至连太太小姐们的裹脚也必用帛，奢侈得骇人听闻。“衙参之期，群坐官厅，则各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堪称联欢大会。（完颜绍元《古代的官办工程》）
宽泛地讲，专制时代的腐败大多是制度性腐败，因为没有制约，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中也存在狭义的制度性腐败。机构设置、经费分配不合理，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往往表现为整个衙门、系统的制度性腐败。
很多衙门中人，都会有身不由己的感觉，整个体制推着自己不得不腐败。在强大的官僚制度下，百姓的好恶和口碑并不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升降荣辱，而得到上级与体制的提携和认同才是关键。《聊斋志异》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既然如此，做好官、清官干什么呢？要干的是，努力钻营升迁。《历代名臣奏议》载郑介夫披露的元朝官员升迁的情况：“贪污者家产丰富，行囊充裕，任满后四处行贿，无所不至，往往先得到高官美差。廉洁者生活困难，日不暇给，无力行贿，人事部门和上司对他们百端刁难、吹毛求疵。即便廉洁者侥幸升了一级，也要‘候补’多年，没有收入，饥寒交迫。”他指出，这是“朝廷诱人以奔竞也”，是整个体制在逼人腐败。
第四，事务性腐败。官员们从经手的政务中克扣、虚报钱财，就是此种腐败，在古代的突出表现是工程浮冒。“浮冒”一词，取自清朝工部的术语，大抵是指各种大小工程从估价到报销等各阶段应该用的、实际用的物料工价的数字虚假不实，伸手多要钱。明清之前，兴建工程多靠征发徭役，由各地提供原料，晚明以后到清朝的工程都聘用社会力量来修建，然后报销。从好的一面说，这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坏的一面说，它为负责官吏侵吞款项打开了方便之门。
明清时代的官办工程，特以“浮冒工程”为最突出的流弊。在工部、兵部等实权稍弱的部门，官吏就靠巧立工程名目捞钱了。另一个浮冒的重灾区是宫廷。太监们最喜欢给皇帝大建亭台楼阁，巴不得把紫禁城全部拆了再造一遍。他们如此不嫌麻烦是因为“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槅窗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太监）犹未满志也”（《万历野获编》）。一扇窗子5000两，一个凉棚4万两，这样的工程款，谁不想赚呢？到了晚清：“光绪乙酉（1885年）夏，德宗幸南北海，小修工程银十三万两，而任其事者，仅拆后墙以培前墙，冀涂饰一时而已”（《清稗类钞·官苑类》）。你看，连修一面墙都可以报13万两，多划算的买卖啊！
清末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时，“宫（中）有佛殿数座……已旷废，（太监）小德张乃怂恿隆裕太后修理，报销至二百余万”。大约这个“浮冒”额度太惊人了，舆论汹汹，于是“内务府大臣奎俊自请处分，谓报销太不实。隆裕以经手者实为小德张，置不问”（《清稗类钞·庵寺类》）。
明神宗时，乾清、坤宁两宫重建，项目负责人之一、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将预算节省了90万两白银，反而以“冒销”罪名罢官。省钱怎么会省出灾祸来呢？因为贺盛瑞省了多少钱，相关的太监、同僚就少拿了多少钱，能不招人忌恨进而被人联手“修理”吗？贺盛瑞对此事耿耿于怀，罢官后写了一本《两宫鼎建记》，将整个工程说得清清楚楚，为我们留下了古代工程浮冒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触目惊心的古代官吏腐败的第一手资料。
比如，工程用铜要从太监掌管的内库提取，如不给太监们塞钱就领不到。贺盛瑞不愿行贿，转而向铜商购买相同质量的铜。铜商计算一下，若是千里迢迢去南方采买，不仅赔钱，而且肯定误期。工部的同僚们怕误期，就代替贺盛瑞把这笔“好处费”缴了。很快，铜料顺利领来了。比如，有木材商王天俊等人用巨款行贿高官，弄到了政府委托采买16万根大木的批文。因为是重建宫廷的原料，运送木头进京，沿途关卡不得刁难。于是，王天俊等人夹带私木几千万根，获利不可计数。即便是合同中的16万根木也有32000余根逃税，获利五六万两。再比如，工程开工那天，贺盛瑞确认的出工人数是100名，可是同他一起到工地上做现场巡视的同僚报出来的出工人数竟是500名。贺司长大怒，追问得知原来是会同管工的太监的主意，多报400人就能多拿400份工资。而且，发放工钱本身也有利可图：从银库领出来的是整锭的白银，分发到夫匠手上的是铜钱；官方兑换比率是每两银兑钱60文，给工人则按照550文作一两，每两克扣140文钱……贺盛瑞在这么一群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中，硬生生还节省了80万两银子，可见如果不是他负责此项工程，浮冒贪污的款项肯定要高于80万两。
难道历朝历代就没有进行反腐行动吗？有，但没有效果。
明太祖朱元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反腐急先锋。他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贪污一文钱的人都不放过，动不动就杀头，还发明了“剥皮实草”的警示方法（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干草做成人皮偶，放在衙门里警示官吏）。就是这样，明朝初期的腐败也依然严重。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永嘉侯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建国后贪赃枉法。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后世皇帝，谁有朱元璋这样的威望和脾气？朱元璋都治不了腐败，后世子孙们就更不行了。到明朝后期，“九边月饷，半饱私囊，六部耗费，多不可计，其宫殿一切鸠工取材，皆倍于今（清朝）。”
理论上，只要公权力还能获利，腐败现象就不会绝迹；只要没有制约的专制体制还存在，大规模的腐败就不会消失。很多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在专制政体下，腐败癌症是治不好的。《官场现形记》说有人揭露浙江官场弊端，慈禧太后挑选了一位老京官去做钦差大臣。她说：“某人当差谨慎，在里头苦了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捞回两个。”圣旨一下，这名京官忙向慈禧身边太监打听上头派他这个差使的真实意思，应该怎么查案。太监扑哧一笑道：“查案有什么难办的？佛爷早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作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039039这才是明鉴万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虽然不好办，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做‘只拉弓，不放箭039039：一来不辜负佛爷栽培你的这番恩典；二来落个好名声，省得背后人家咒骂；三来你自己也落得实惠。你如今也有了岁数了，少爷又多，上头有恩典给你，还不趁此捞回两个吗？”京官听了，马上心领神会。慈禧的态度可能代表了许多统治者对反腐败的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没人揭发就当不存在，并且将反腐败当成负责官员的“福利”。
而一些有表现欲、好大喜功的统治者，则不定期地抓抓反腐败工作，给自己脸上贴金。比如乾隆时期，每隔两三年，朝廷都会有一次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大行动，揪出一两个巨贪典型来。据说这就是乾隆皇帝授意、和珅揣摩配合的结果——实际上，和珅才是乾隆时期的最大贪官。和珅贪婪索贿，都难以用语言描述。外省封疆大吏，如果不定期给和珅孝敬，几乎没有能长期做官的。其中贿赂最重的人，和珅往往破格提拔，授予高位。为了孝敬和珅，也为了能进步，底下的官员们不得不腐败敛财。等到这个人贪声日著，臭名远扬了，和珅就将他定为反腐败对象，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查抄他，其中的周期就是两三年。
浙江巡抚王亶望被朝野认为是“和相第一宠人”，权势一度炙手可热。王亶望每年给和珅的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陋规，总数超过30万两银子，此外王亶望还不定期地向和珅孝敬珍奇古玩。可王亶望在浙江巡抚任上，被乾隆公开下诏，和珅亲自下手查办了。结果，王亶望成了乾隆一和珅“反腐周期”的一个牺性品、一大反面典型。（《十叶野闻》）
和珅另一亲信国泰的遭遇与此类似，却更具戏剧性。据说国泰本是一个巨商，一次在扬州花酒丛中挥金如土时结识了一个人，两人朝夕相处。恰好遇到漕运总督经过扬州，仪仗威严，车骑盛大。国泰喷喷称道，艳羡不已。新朋友就说：“这有什么好惊羡的？十万银子就能购得他的顶戴。”国泰惊问：“大官也能买？”朋友说：“行！我就能替你办妥。你跟我到京城见一个贵人，不出三月就能做到道台。”国泰取上30万两银子，高兴地跟着他进京去了。抵京后，朋友带国泰拜入和珅门下。原来，国泰的这个朋友就是受和珅委托，在外招徕巨富买官的。为了保险，国泰与和珅等约定，先将钱存入某店，得官后和珅才能提取。
没几天，朝廷就任命国泰为江苏省粮道。后来，和珅又将国泰调往山东（据说是国泰能力太差，而江苏事情多，和珅怕他应付不过来）。山东政务简单，国泰渐娴吏事，三年内就当到了巡抚。
为了报答和珅，国泰自然是倾尽全力，将百万家产都耗尽了。国泰就寻思着在山东大行敲剥，补偿损失。但很快，国泰声名狼藉，传到了北京，被御史弹劾。弹劾奏章内容牵涉到和珅。乾隆竟然让和珅“检举”。和珅又派了一个人去试探国泰的底细，看他还有多少钱。那人告诉国泰，如果要想将弹劾的事情摆平，少说也得百万银子贿赂满朝高官。国泰东拼西凑，才挤出了20万两。和珅知道国泰已经囊空如洗，马上请旨查办国泰。国泰入狱，追悔莫及，知道自己绝无好下场，在狱中自杀了。（《十叶野闻》）从他买官到被和珅奏请查办，正好是三年。国泰自然是冤，被和珅给利用了；可放大了看，和珅何尝不冤？他也被乾隆给利用了，最后当成一个大反面典型被查办了，万贯不义之财最终进了皇帝的腰包。
于是，当时的百姓和后来者都相信，来自皇帝的周期性的反腐败行动，极可能是皇帝控制文武百官的手段。因为腐败已经成为制度性的、全局性的现象，每个官员都不能保证自己是绝对清廉的（因为制度性的腐败会污染哪怕是立志洁身自好的官场中人）。结果，官吏们对皇帝的反腐行为战战兢兢，不得不刻意效忠、讨好皇帝来保障自身安全。而皇帝高调的反腐行为惩治的通常都是没有多大权势的中低级官员，或者是已经失势的高官，也坐实了人们的猜测。和珅在乾隆、嘉庆父子时期境遇的反差，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人们将官府的许多反腐败行为也理解为内部的权力斗争。
在古代，真的要治理腐败，最具可行性的方法还是对衙门中人加强教育，包括正面的教育。正面的教育是让他们知道名声的可贵、肩负的责任和百姓的幸福；反面的教育除了那一桩桩鲜血淋淋的反面案例外，更重要的是让官吏们知道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超过安居温饱之外的财富是多余的。这其实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衙门中人却最容易忘记。
本文就以两个反面例子作为结束。
第一个例子是唐朝的元载受贿事发，被有关部门抄家。人们发现元载藏有钟乳500两，胡椒800斛。这么多东西，元载就是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平白无故地放在家里一点用也没有，可能除了占地，就是留作他日宣判自己末日的“证据”。
第二个例子是民国初期的霸县知事刘鼎锡。刘鼎锡为了谋得霸县知事缺，和四个人合资，凑了6000银元向大贪官王治馨买官。大家推刘鼎锡为县知事，其余四人亦各踞县衙重职，朋比为奸，贪赃枉法。案发后，“首犯”刘鼎锡被判死刑，押赴宣武门枪毙。押赴刑场时，刘鼎锡大哭大骂，说官位是用重金向王治馨买的，临死前要向王面诘；又说其他四个合伙人也有责任，怎么就枪毙他一个人呢？他高呼“冤枉”到死。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种种官场病态的集大成者就是弥漫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潮。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犀利笔触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性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禅。”陈独秀指出，“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结果是“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
这一段话堪称是对中国社会官本位思潮的典型分析。为什么中国人热衷当官？因为做官可以发财，有明面的和潜在的各种好处。即便是有志青年，进入社会几年后，也不得不接受“做官发财”的思潮，接受越深就越想到衙门序列中闯荡。而做官之所以能发财，则是因为权力因素在中国社会中泛滥，权力控制了其他领域，甚至支配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靠拢权力，是获取财富最轻易和最可靠的途径。所以，才会有根深蒂固的“做官发财”的观念，众人才会皆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古代中国人也很无奈，有才华者舍做官之途就没有其他发挥才能和吸纳财富的更好途径了。权力泛化让他们的选择余地太小了。
本文就来讲讲古代社会官本位思潮的主要表现。
首先，当官不易，当高官更不易，古代官僚巴不得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个官，所以官场就演化出了一系列的官仪、官威、官话等。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随从环绕、牌匾高举，被认为是必要的官仪；反之，则被认为不成体统。如郑板桥当知县时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举“回避”、“肃静”的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时人就对此看不惯。朋友郑方坤说他：“嵚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其实朝廷对官员的仪仗是有明确规定的，但在实践中被官员一再突破，低级官员擅用高官的仪仗，高官则无视规定，大摆排场。清末，哪怕是州县佐贰小官，也要鸣锣开道，凑几块牌子举着。官名本身可以举一块，如果有品级又是一块，如果有功名则又有一块，功劳和奖励可以举一块，比如一个八品县丞就可以造出“某县县丞”、“八品顶戴”、“甲午举人”、“考绩优异”四块牌子。加上“肃静”、“回避”两块，小小县丞出巡的时候，单牌子就有一溜，官仪可畏，官威不小。
民国时有位深知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人评说道：“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
其次，当官忙，不忙也说忙。而他们忙的，主要是交际应酬，讲官话、端架子、拉关系。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北京官场中有“闲官忙做”之谣，嘲讽一个叫周采川的官僚“专以期会应酬为职志，其勤勉冠于同人”，应酬的热情和时间完全超过了工作，似乎以应酬为业了。这实际反映了整个官场都忙于应酬的状态。客观说，应酬对仕途非常重要。如果谁不懂官场的应酬规矩，往往要以政治前途为代价。清末有个即用知县（就是不用候补，遇到空缺就立即上任的知县）被分发到江苏后，因为生性迂拙不识应酬，在苏州待了20多年都无实职，也没有得到任何差遭，结果生活无着，自尽身亡。这个例子可能极端了点，但不会应酬、不善应酬的人在官场上总是要倒霉、受冷落的。
应酬时，官吏们自然将种种官场规矩照搬到饭局酒桌上。比如他们的镇衙法宝“唯上”和“圆滑”，也是官方应酬场面上的主要法则。人们说着空洞的、言不由衷的话，把最美好的赞美奉送给在座的实权人物，表达自己的仰幕之情。话题的真相和自己的真情实感被小心地掩饰着，宾主尽量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意见一一就如他们在朝会或衙参的时候所做的一样。此外，谄媚、拖沓、浮夸、做作等官病也在应酬场合弥漫。可悲的是，这种应酬风气扩散到了杜会上。没当过一天官吏的人也会说“这事我们要研究研究”、“这事要请示领导再定”，就是明证。
第三，官场倾轧之风恶化了社会风气，进一步助长了人们的虚伪、圆滑和狡诈。官场竞争是一场你死我活、非进即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残酷竞争，不可能存在双赢局面。而倾轧的成本很低，没有明确的惩罚机制，收益却很高，官吏们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中国官场的倾轧之风一直未断，唐朝的李林甫、明朝的严世蕃都是倾轧耍诈的高手。而清朝倾轧之风大盛于乾隆时期，这要拜和珅所赐。一日，和珅笑着对吏部官员金方雪说：“你马上就要外放上海道了，你不知道吗？”没几天，任命果然下来了。金方雪连忙解释：“上海在我原籍五百里内，我应该回避。”和珅说：“你未免也太迁腐了，这种小事何足道哉！”金方雪到了江苏后，直接向上级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提出了回避的问题。很快，朝廷安排金方雪和江宁盐道调换了职位。和珅因为金方雪违逆了自已的意思，记恨上了他。没两年，江苏爆发了高邮冒限案。和珅趁机上奏：
“江苏历任布政使对此都有失察之责，应该受到严惩。”乾隆同意了。金方雪在此期间代理过江苏布政使，因此被罢官。和珅无形无声地就达成了阴谋。
倾轧之风也滋出官场，扩散到了其他行业的职场中。经常有人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中国员工惯于内斗。这也是向官场靠拢的表现之一，其根源可能要追究到古代的衙门。
第四，官本位思潮还表现为对官场不切实际的迷恋。王士禛《池北偶谈》称，请初顺天府丞戴京曾退休后，“幅巾野服，绝迹公府，人品为武林（指杭州）第一”，说他退休后不进衙门、不穿公服。这种理论上的当然之举，在官员身上就够得上“人品”了。因为很多人退休了还是打官腔、端架子、摆官戚，似乎过不足官瘾。《清稗类钞》上载，曾做过江宁知县的汤裕退休后仍然居住在杭州，经常拿出当年参见上司时用的手版叹气：“好久不用了。”每逢节假日，汤裕必穿上官服，过完假期才脱去。假如有人请客，这位退休知县也一定要换上官服去赴宴。人们都笑话他当官上瘾，汤裕却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一一一别人指手画脚算什么，自己过瘾要紧。
还有一些“官痴”，也闹了笑话。《寄园寄所寄》载明朝山西入乔廷栋从御史中丞的位置上退休，“官家居时，每晨必具衣冠，升堂高坐，命仆役呵唱开门，以次伏谒，或作控诉状，乔一一为之剖判讫，然后如仪掩门。每日如此，闻者无不匿笑”。想必这位乔老爷当官太久了，每天不升堂办公就不舒服，算是职业病，可以理解。《清代野记》也记载光绪年间，安徽人张传声，花钱买了一个候补道台，又花钱买了一个加花翎二品衔（道台是四品官，需要花钱才能提升到二品）。张传声被分到河南候补，因为没有实缺，只得在开封等着。这位张大人“每日晨起盥漱早食毕，即冠珊瑚冠、孔雀翎，数珠补服，由内室而出，中门置一云板，出则击之，仆则高呼大人下签押房矣。既就坐，一仆进茗碗，一阍者持手版十余如折扇式，口称某某等禀见，其实并无一人也”。想来，这位张大人想过过当老爷的瘾，没轮到，只有在家里摆谱。表演了那么多，他要的就是手举茶碗，打官腔说“本老爷今日累了，今日就散了吧”的感觉。旁边马上有仆人出来高呼：“传伺候，大人下来矣。”“张乃雅步登肩舆，出门拜客矣。亦每日如是，如演剧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晚清政府大开捐纳之门后，一般小富人家如果能支付得起买官费用，宁愿倾家荡产也要为子弟买个官当了。
最后，世代连绵的官本位思潮让中国社会用官场的标准来衡量生活中的一切。远到拉出几辈子前当过官的祖宗来吓人，近到模仿衙门的样式来装饰家庭、给自己置办“山寨版”官员行头；小到年轻人一言一行都学官吏的“低调稳重”，大到用官场的成功来评价一个人的成功，用品级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在官场如鱼得水的人，社会上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人生成功、才干出众、品德高尚等。这样的联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权力场的成功只能表现出他适合所在的政治体制，与他的才干、品德并无必然的关系。殊不知，人生除了当官之外还有其他丰富多彩的内容，社会除了官场之外还有其他安身立命的事业，可是古代中国人却不这么想。
读书人获得功名前后的境遇，可谓是绝好的例子。一个开蒙读书的孩童，世人都尊称他一句“小相公”、“少爷”，为的是他日后高中皇榜、拜官受禄的美好前景；可如果他到了50多岁还是像范进那样连举人都没有考中，人们就对他冷眼相待了，连亲人都骂他是“无用的烂人”。批判的标准出奇的简单：有没有功名。可是，真正走完科举长途当官的读书人很少，大多数人都是像孔乙己那样“读过书，却没有进学，也不会营业”，他们只好在世人的冷眼中夹着尾巴生活。真可怜历朝历代有多少聪明灵动的灵魂因为世人的官本位思潮而受到压抑、蒙受屈辱。
清朝世情《醉醒草》第十四回讲了一个穷秀才的遭遇。秀才姓苏，自然以科举考试为业。妻子莫氏原本是富家千金，嫁给苏秀才自然为了当官太太。尽管亲戚都不看好丈夫，丈夫家又是赤贫，莫小姐却鼓励丈夫：“定要中个举人，与我争气。”不想，苏秀才考了多年，就是考不中。眼看莫小姐成了莫阿姨，姐妹们的日子都过得比自己好，社会上对丈夫越来越冷嘲热讽，莫小姐终于爆发了。她剔起双眉，怒骂丈夫：“人生有几个三年！这穷怎得了！”最后，莫小姐主动抛弃苏秀才，改嫁了一个商人。巧的是，苏秀才在紧接着的乡试、会试、殿试中接连高中，名列前茅。这一下，苏秀才不再是穷酸秀才了，而是“苏大人”、“苏老爷”了。故乡满城轰动，早已不走动的七大姑八大姨连忙申明自已是新科进士苏老爷的亲戚。苏老爷衣锦还乡后，早已经有族叔为他寻觅了一所大房子做府邸，马上就有两户人家来投靠做佣人。随即，“就有媒人不脱门来说亲，道某乡宦小姐，才貌双全，极有陪嫁。某财主女儿，人物齐整，情愿倒贴三百两成婚”。大叔大嫂、大街小巷都对苏老爷满口羡慕恭维，而抛弃苏秀才改嫁他人的莫小姐则成了全城的笑柄，“笑莫氏平白把一个奶奶让与人，不知谁家女人安然来受享”。莫小姐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外界舆论压力，上吊自杀了。
请读者联系日常生活试想一下，以上种种官本位思潮的具体表现是否似曾相识，是否在官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万象中也有痕迹？
鲁迅先生在《学界的三魂》一文中谈“官魂”时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039039。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一一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清朝末年人欧阳钜源写道：“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正是由于政府权力的泛滥，侵蚀社会其他领域，所以大学问家王国维认为在官本位思想牢不可破的情况下，读书人“舍官之外无他好”，“夫至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而唯官有价值”。紧接着，王国维就担心了：如果全社会都热衷官场，“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