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是靠讨伐蜀汉成名的。
当钟会二十万人马被蜀汉姜维兵团牵制在剑阁、进退两难时，远在百里外的邓艾，乘隙走险，亲自率领三千劲旅，飞渡阴平麾天岭，直下江油；绵竹一战，又彻底歼灭诸葛瞻兵团，逼使阿斗刘禅乖乖地出成都投降。
蜀汉灭亡后，年已六十九岁的邓艾在成都也出过几十天风头，尔后被塞进囚车，在途中被杀死。
功高震主，司马昭对于指挥灭蜀汉的司令官早有戒心，不容他们坐大。邓艾却不懂得此中奥秘。
他不知所忌，竟然以一武人提出国策：一是自作主张，封刘禅和蜀汉官员，“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二是自定蜀地善后措施和灭吴战略。这些都超越了自己权限的。
不把司马昭放眼中，司马昭不高兴，曾命监军卫瓘警告：“事当须报，不宜辄行。”邓艾仍是拎不清，也许被周围、包括蜀汉亡国分子的阿谀颂德热昏了头脑，竟然对司马昭绵里藏针的批评回以揶揄，且坚持己见。好，那就对不住了，司马昭终于下了毒手。
邓艾以为自己有顶级大功，是足可名垂青史的，可却忘了自己本非世宦贵族，而是从放牛娃、农田管理员，一步一个台阶爬上来的。因为屯田有功，被重视屯田的司马懿发现、赏识，提拔到高干岗位的。
因而在司马家族的视觉圈里，他始终是主子的一只功狗。可是这回邓艾忘了自己的过去，与司马昭复信里，竟然顾眄自雄，正儿八经地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的话。
主人对于狗儿不听话是最脑火的，所以邓艾不得不死。即使是诬害他的钟会已宣布为叛逆，邓艾也不得平反，良有以也。
邓艾死后，为证明他罪有所得，竟扩大化地把他留在洛阳的儿子诛杀，妻子和孙子流放西域。
邓艾冤枉，路人皆知。
晋国初建，新朝按例实行大赦，邓艾家属也自西域放归。但邓艾仍以司马昭所说的“矜功失节”定性，不予平反。
晋泰始三年（267），原邓艾旧部、议郎段灼，向司马炎上了一本长达七百五十字的奏疏。这份奏疏写得太切情理了，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详加摘录；唐人所修《晋书·段灼传》全文刊载。他在奏疏里有力地叙述邓艾不反之常理，特别指明：“艾功名已成，亦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夫反非小事，若怀恶心，即当谋及豪杰，然后乃能兴动大众，不闻艾有腹心一人。临死口无恶言，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
司马炎读了，表示赞同，但没有措施。直到泰始九年（273），始明文为邓艾昭雪，“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一个非常简单、清楚的冤案，竟然拖了整整十年。
钟会
三国后期有钟会脱颖而出，出类拔萃。
钟会是大才子，家学渊源。他是大书法家、太傅钟繇的小儿子。从小就被誉为神童，“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当时魏国当家的是司马懿，司马懿是个很懂得人才学的大臣，相当器重钟会，提拔他做秘书郎，不久又升尚书中书侍郎。
钟会年轻，这时才二十出头。他靠着门第亮丽，初进宦场，就做了机要大秘书。司马师主持国家朝政时，钟会封爵关内侯，仍做司马家的政治大秘书。司马师病死许昌，又是钟会出主意，要司马昭迅速离开许昌，带军返洛阳控制皇帝和京都，继续挟天子操纵朝政，保持既得利益，不使大权旁落。此说获得司马昭共识。司马昭做大将军辅政，升钟会为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但他本职仍是大将军府的政治大秘书，为司马昭出金点子，起草布告命令。他随司马昭东征寿春（今安徽寿县）用反间计，逼降钱塘全怿家族，又设计歼灭诸葛诞及其全军，所以本传说“寿春之破，会谋居多”，时人说他是“张良”。但他虽然升为九卿之一的太仆和司隶校尉，却未上任，仍在司马昭府“管记室事”，继续做机要秘书。司马昭高度信任，还打报告给皇帝说，“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司马氏父子兄弟都是颇有心计的权术家。钟会与他们朝夕相处，耳染目睹，也学得不少特殊本领，如嫁祸于人、故意栽赃等，那都是学得相当到位的。
也许是钟会做秘书的生涯太长了，难以自拔，陷进职业病的误区。大凡做秘书的，多缺乏理性的独立思维。钟会跟得紧，久之，成为习惯，一旦要使自己有头有脑就难了。魏景元三年冬（262），钟会以他的豪言壮语，被司马昭选拔，破格充任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带领十二万大军讨伐蜀汉。一路进军顺利，但他毕竟是“张良”，而不是“韩信”。当在剑阁关下为蜀汉大将姜维胶住，相持不下，要撤回，就暴露了非将才、帅才的本质。而在灭蜀汉后，又因为缺乏主见，原来受司马家影响所产生的反叛潜意识，就为降将姜维花言巧语打动，终于爆发了。
他为自己开辟了死亡之路。
其实像钟会那样的大秘书，因为过去在司马家居惯了，接触的尽是权贵，他能敛己，显示自己的雍容大度，可是一旦外放，一朝权在手，他那小鸡肚肠就很难容得部属、友朋，如进阳平关时，为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借杀许仪压众；为抬高自己档次，报复私怨，于司马昭面前嚼舌头，寻斜碴子，将“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诛杀，逼使另一竹林贤士阮籍，为避祸成日卧于醉乡。此类之人，没有自己人格，也是从不须尊重他人人格的。他真个是太歪了。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钟会挂帅伐蜀汉时，他的心理行为也可以说是：路人皆知。
他的哥哥钟毓就大不放心，“毓曾密启司马文王（司马昭），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不少朝臣也都提出质疑，如邵悌、王戎、羊祜，此中还包括跟着钟会出征的羊琇母亲辛宪英老太太。旁观者可见多矣。
英雄所见略同。
司马昭更不是冤大头。他能将兵，更能将将。
钟会在进入成都后，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他是太聪明了，莫名其妙伙同降兵降将造反，这是一场把周围所有的人都看作是傻子的聪明人所主演的全武行滑稽戏。
戏，很快就谢幕了。
看来钟会，只能是做个称职的大秘书，因人成事；而不能做好统帅，因人坏事。
胡烈
胡烈是胡遵的儿子。
胡遵在魏国后期是统兵的将帅，是属于司马氏嫡系的重要人物，所以东兴惨败，仍是官居原职，尔后又官运亨通，竟做到车骑将军，封阴密侯。
胡遵是职业军人。他的六个儿子都是军人，其中突出的，一个是胡奋；一个就是胡烈。
胡奋，《晋书》卷五十七有传。他曾参加讨平东吴的战争。
胡烈，曾随钟会灭蜀汉。刘禅在挂出白旗后，勒令远在剑阁的姜维军投降；当时姜维等为救成都，已离剑阁至广汉（今四川射洪南）、郭县（今四川三台），为胡烈追及，就在此时此刻，姜维接到后主放下武器的诏令！“维至广汉、郭县，令兵悉放器仗，送节传于胡烈，便从东道诣会降”（《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胡烈因功授右将军。
当然，胡烈最大功绩是编造钟会要坑魏将士，导致钟会叛乱流产。他的儿子胡渊且在第一线立了大功。“烈子世元，时年十八，为士卒先攻杀会，名驰远近”（《晋书·胡奋传》）。
将军难免阵上死。胡烈后任秦州刺史，“乃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围，无援遇害”。而胡渊，也在“八王之乱”时，紧随赵王司马伦对付齐王同、成都王颖等部队。“后赵王伦篡位，三王兴义，伦使渊与张泓将兵御齐王，屡破齐军。会成都战克，渊乃归降伏法”（《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引《晋诸公赞》）。
胡烈乃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据应劭《风俗通义》称，安定胡氏源自西汉胡建。胡建本乃汝南人，后任安定郡主簿、太守，宗族就在此落籍。安定胡姓，历两晋南北朝人丁兴旺，世代多有做高官，隋唐之后多散居各地。
谯周
谯周是蜀汉晚期的国学大师，著作等身，也做官。
他做的是教育系统的闲官，管理学校和祭祀。但是做了官的学者，给旁人看来，那就是宫，而且官气更加十足。《三国演义》就因此把他包装为熟悉阴阳五行、懂天文地理的太史令了；其实谯周从未做过。他只做过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后来给个虚衔光禄大夫。
可怜谯周是老臣。谯周在晚唐诗词里，并不光彩，原因也是帝刘寇曹思维在作怪。他劝阿斗投降，是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炮制者。
东晋史学家孙盛是批谯的。他摆了几条理由：一、刘禅完全可以撤出成都到江州（今重庆），当时大将罗宪拥军在白帝城；在南方，建宁太守、安南将军霍弋又有雄兵，所谓是“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引裴注）；二、魏军入川，“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意思是只要刘禅有决心抗战到底，入川魏军进退维谷，必然要失败的。
可是刘禅却听了谯周的话，朝廷官员也多认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很容易解释。蜀汉小国寡民，连年出师征伐，民不聊生，当官的也不安乐，除了姜维等少数人要战争（次于姜维的将帅张翼、廖化也厌战），朝内朝外的大臣们，都希望保境安民，有一个稳定的格局，人心思定，在无力抵抗外力时是没有什么斗志的，加上魏军大举入川，阳平关、绵竹等几个重镇被攻陷，所以要继续打仗，顽抗到底，显然是困难的。对安逸多年的成都君臣而言，要他们流离失所，组织抗战和流亡政府，更是不可能的。谯周虽是书生，却善于观察形势和高层人士的心理行为。他的投降高论，振振有词，是代表了多数人意见的。
司马昭对蜀汉降臣相当苛责，只因谯周有保全国家、不再受战争重灾之功，竟破格封为阳城亭侯。晋国创建，还先后赐官骑都尉、散骑常侍。
谯周这时年过七十，不久病死了。
《三国演义》塑造的谯周是典型的投降派，说他在劝刘禅降魏前五十年，即汉建安二十年（214）任刘璋太史时，也劝刘璋献成都降刘备。这是作者的编造。因为当时谯周是十四岁的童子，还没有进入宦场呢！
吴后主孙皓
东吴立国，孙权以后的皇帝，还有孙亮、孙休以及孙皓。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东吴末代皇帝，史称吴后主。
孙皓的父亲孙和是孙权第三子，曾立为太子。因宫廷内部相互倾轧，孙和被诬陷，经不起刺激，自杀。他的妻妾和孩子，包括孙皓也倒了霉。
孙皓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物质贫困和精神极度紧张的状况里度过的；随时都有被诏杀的可能。他长期处于恐怖气氛中，形成了日后的心理扭曲和畸形思维的定势。
他的精神世界里潜伏着发泄情绪和报复心理。
孙休死后，国无长君。
由于一个机遇，左典军万或推荐了他。万或是故鄣（今浙江安吉）豪族，说的话大有力度，当朝辅政的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就听从了。
这年孙皓才二十三岁。
得来容易的，就不懂珍惜。孙皓文化素质低劣，从小缺乏教养，在位十六年间，把全国泡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凡此类君临天下者，都是自我感觉极度良好，处处要表明自己的高明、伟大。
孙皓相信谶语，他是三国时期最最迷信谶语的皇帝。因为谶语而改年或搞非常之举。
见于《三国志·吴书·孙皓传》及裴松之注有关记述的就有：元兴元年（264）：“蒋陵（孙权墓）言甘露降，于是改年大赦。”（本传）宝鼎元年（266）：一度迁都武昌。“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汉晋春秋》）。
建衡三年（271）：“初，丹杨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虞论运命历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降人，言寿春下有童谣日‘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江表传》）凤凰元年（272）：“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本传）天册元年（275）：“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方，刻上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年。”（本传）天玺元年（276）：于临平湖畔得小石，“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本传）。“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本传）。据《江表传》称，此石印文系造作，“皓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皓大喜曰：‘吴当为九州作都、渚乎！从大皇帝皇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
于是，孙皓自以为天命所归，立天玺纪功碑。今人郭沫若有《题天发神谶碑》七律以讽之：孙家四世霸江东，虐政居然与帝通。
神谶发余天亦笑，人皮剥尽气如虹。
凤凰甘露真儿戏，辛癸雄风苦醉翁。
剩有太平文字在，炳烺万古泣雕虫。
自注有《天发神谶碑》即吴主孙皓《天玺纪功碑》。诗中凤凰、甘露为孙皓年号；辛癸，殷纣王名受辛，夏桀王名履癸。
是年，吴兴阳羡（今江苏宜兴）离墨山有十余丈空石，以为祥瑞，封禅，并命为“国山”。
天纪三年（280）：“先是，吴有说谶者曰：‘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皓闻之，文武职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孙者，皆徙于广州，不令停江边”（《汉晋春秋》）。
凡此等等。
孙皓靠谶言治国平天下，在位十六年间，改元七次（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这些改元，都是听了阿谀官员的报告，以为是祥瑞。
愚者重谶语。
陆抗
陆抗是陆逊的儿子，是东吴晚期一位富有战略思想的将军。
东吴晚期，因为后主孙皓荒唐和堕落，日暮途穷。之所以还没有迅速亡国，是因为对手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也是个寡断的庸君，偷安图逸，不思进取。而在这时，支撑东吴政权的顾、张、朱三大族的主要成员或死亡，或被流放，但还是有一家大族在支撑，那就是陆氏家族。
陆氏家族的主心骨是陆逊、陆瑁，他们逝世后，接班的是 陆抗。
《三国志·吴书》有《陆抗传》，正传就有二千三百字，是全志中长篇传记之一。
陆逊教子有方，陆抗克绍箕裘，把父亲的军事才能和人际处理都学到了手。
东吴赤乌九年（246），陆逊死后第二年，新授立节中郎将的陆抗与威北将军诸葛恪换屯柴桑（今江西德化），“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三国志·吴书·陆抗传》）。
由此可知两人之优劣。
陆抗家学渊源，文武兼备，很懂得必须规避结党活动。东吴晚期，大臣争权，互为表里，结成集团。可是他一概不参与，如诸葛恪集团与孙峻集团、孙缣集团与吕据滕胤集团，表现了处世的高明。
在孙权死后的十多年里，陆抗坐镇西陲，以镇军将军，都督西陵（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主持自益阳关羽濑至白帝城的防务。
东吴永安二年（264），蜀汉亡后，陆抗与抚军将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西进攻打巴东（今四川奉节东），企图打通进占益州要道。巴东守将罗宪固守。不久，魏将胡烈军南侵西陵，才撤退回来。吴后主孙皓即位初期，相当倚重陆氏家族，加陆抗为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并以妹子下嫁陆抗子陆景。升迁陆抗堂兄陆凯为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今湖南岳阳），领荆州牧，不久又升任左丞相。陆氏之盛，为东吴之最。
陆凯为人正直，多次上疏痛陈朝政弊端，孙皓既不认同，也不作处置[1]。他对陆氏信任度仍是很高的。东吴建衡二年（270），大司马施绩病逝，拜陆抗为都督信陵（今湖北秭归东南）、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驻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长江南岸）。凤凰元年（272），陆抗出军消灭降晋的西陵督步阐，大破晋荆州刺史杨肇等援军，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二年，拜大司马、荆州牧。
陆抗见孙皓日益昏庸，曾忧深虑远地多次上疏，劝导他用贤臣，疏小人，力农蓄谷，富国强兵。在病重时，又向孙皓上疏：必须加强长江上游的防务，说“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本传）。又提出迫切需要强化防务。
三年秋天，陆抗病死，年仅五十。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后的形势发展，正如陆逊和陆抗父子生前所预测到的。
东吴天纪三年（279），晋军多道伐吴，龙骧将军王濬水军出川东下，所至辄克。当时守江的陆抗长子、裨将军、夷道监陆晏，次子偏将军、中夏督陆景，三子陆玄战死。陆抗另外三子：陆机、陆云和陆耽在东吴亡后，应征洛阳为官。西晋大学者，皇帝高级政治顾问张华予以很高评价：“伐吴之役，利在获二俊（机、云）。”后陆机、陆云依成都王司马颖，机表为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成都王与河间王司马颙举兵讨长沙王司马义，以陆机为前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为宠宦孟玖谮其有异志，司马颖信之，兄弟三人被杀。但江南陆氏并未断嗣，陆逊弟陆瑁的一支，自陆喜入晋后为散骑常侍，子陆育又为尚书郎、弋阳太守。陆氏枝叶繁茂，在永嘉乱后，陆氏家族仍堪称为云间第一望族，其家族之盛，随着时间推移，散及苏南浙西各地，直到今天。
注释：
[1]据《世说新语》称，有一次孙皓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
沈莹
沈莹是东吴晚期的丹杨太守。
西晋水陆大军攻吴，东吴各路人马有如土崩瓦解，正如晋军主帅杜预所说，“譬如砍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晋书·杜预传》）。吴后主孙皓亦不得不承认，在《江表传》所载孙皓与舅何植书，有称，“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同，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引）。
但东吴兵将士仍有对抗的，其中最为英勇的一支是丞相张悌和沈莹率领的部队。
张悌是统帅，他和沈莹以及副军师诸葛靓等率军三万迎战向牛渚（今安徽马鞍山西南）进攻的晋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大军。张睇等来到牛渚，准备渡江，沈莹建议，现晋水军浮江而下，必定来到这里，“宜蓄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引《襄阳记》）。
他是很有点战略眼光的。
可是张悌书生气十足，不同意；渡江后，当晋军前锋张乔伪降时，他又拒绝了诸葛靓提议的予以歼灭的意见，不改编或换防，仍让他们保持原有编制就地驻扎，全军即前进至版桥与敌对阵。沈莹所率丹杨精兵五千，号称“青巾兵”，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可是三次陷阵都没有成功，退却时却发生了混乱，晋军乘机反扑，此时张乔伪降军从后面杀来，吴军全军复没，张悌、沈莹战死。
要是张悌听了沈莹等的意见，这次战争未必会失败呢！
真是书生误军。
沈莹还有著作传世，所著《临海水土志》（全名为《临海水土异物志》），是现存第一部记载台湾和高山族的文献。
《临海水土志》散篇仅见《后汉书·东夷传》注和《太平御览》卷七八。它记述当时夷洲（台湾）的风土民情、习俗，也提到了“安家之民”。所谓“安家之民”，或与吴黄龙二年春（230），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至夷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的“夷洲民”有关。沈莹在《临海水土志》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椁也。男女悉无履。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皆好猴头羹，以菜和中，以醒酒；虽五肉臛不及之。其俗言：“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羹臛。”
按，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太平二年（257）春二月……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吴临海郡统辖始平、临海、章安、永宁、松阳和安阳、罗江等县。其中有安阳（今浙江平阳附近）、罗江（今福建罗源），察沈莹所记，与“夷洲民”的风俗文化相似。
顾名思义，沈莹写《临海水土志》，当在改临海郡的太平二年（257）后。但并不排斥他在青少年时随卫温、诸葛直赴夷洲一行；当然也有可能是据赴夷洲的将士或来大陆落户的“夷洲民”所述追记。
沈莹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的祖先是西汉中期由中原南迁的沈姓家族。吴兴沈姓自两晋以后一千余年间皆是望族。此后随着家族扩充和分支，逐渐向周边苏南、浙西开拓，成为江浙一大家族。
羊祜
西晋名将羊祜故事见《晋书》卷四《羊祜传》。《三国演义》采纳的部分，大致与史传相合，不再重述。
羊祜是力主南北统一的促进派，也是力主灭吴的少数派高官。大晋王朝自司马炎做开国皇帝后，朝中就有权臣贾充为首的多数派，不同意迅速伐吴，但他们与羊祜、张华等少数伐吴积极分子，只是观念不同。观念不同在一朝臣僚中是常有的。后来却有好事者著史，竟将他们上纲上线，说是统一和反统一的路线之争。这就把史事搞糊涂了。
贾充是司马炎的大红人，又是儿女亲家，但司马炎也同样信任羊祜，视为朝廷台柱子。他们之间意见不合，这可能是司马炎举棋不定作出伐吴方针的一大原因。司马炎是个庸主，纨祷子弟，好享乐，不愿担风险。西晋开朝，乃是从魏国孤儿寡妇处和平接管，皇帝和皇族、大部分官僚们本都是魏国的高层，此时更是腐化堕落，醉生梦死了。
羊祜是西晋初期难得有识见的政治家，能帮皇帝打大算盘，皇帝也就乐得把他放在南边，出任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主持对吴国的一切军政事务。
羊祜秉性正直，如本传称“贞悫无私，疾恶邪佞”，受到权贵嫉忌、诽谤，仍我行我素，勇往直前，原因也在于他的后台极硬，连司马炎都很尊重他呢！他是司马师妻子的亲弟弟，又是司马昭最宠爱的第二子齐王司马攸（过继于司马师）的舅舅。司马昭原先打算立司马攸为接班人的！魏国晚期，司马懿父子诛灭曹爽三族，与之有姻亲的夏侯霸逃至蜀汉作政治避难时，羊祜虽是夏侯霸女婿，却未被罗织、停职或政审；司马氏对他绝对放心，也没有要他和老婆离婚，另找新人。他们仍是恩爱的原配夫妻。羊祜病死后二年，南北统一，遗愿实现，司马炎总算拎得清，为褒奖他的功绩，封羊祜妻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又赐帛万匹、谷万斛。
左传癖杜预
杜预是西晋初期名将、儒将。他是伐吴的前敌最高司令官。
唐朝诗人杜甫常夸耀自己的家世，说他就是杜预的第十三代子孙，正宗传人。因为追慕祖先业绩，有说是杜甫死后，所葬的河南偃师西四里许杜楼村北，就是杜预墓，互为辉映。
杜预在西晋确是在朝野大放光彩的。
他的功绩，是平吴，完成南北一统的大业。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一个故事：东吴都督孙歆大军屯扎乐乡，抗拒晋军；王濬水军西下，孙歆迎战，被打得大败，逃回本营；杜预秘密派遣的管定、周旨、伍巢等八百将士，尾随败军跟进敌营，孙歆不知道，直到他在帐中被捉，还弄不清楚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晋军。当时王濬水军取胜，向洛阳报捷时送上孙歆的头为凭证；杜预的专使解上孙歆正身，朝野为之大笑。他善于用智，用得很成功，人称“以计代战一当万”，以致在全军有很高的威信。
很多人武功能夸耀于当世，其声名却因随时光流逝而流逝。
杜预则不然，他是战立功文立言，于经济、文化很有贡献。如定籍田，建同定粮仓（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制订《晋律》、《二元乾度律》，主建黄河大桥；而影响尤大留芳于后世的，当推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杜预爱读书，尤爱读《左传》。魏晋时武人多视《左传》为形象化兵法、指导作战的宝典。杜预常手持《左传》，有闲就读。当时王济（王浑子）爱马，和峤爱钱聚钱。皇帝问他爱什么？杜预说：“王济是马癖，和峤是钱癖。我是《左传》癖。”
平吴以后杜预从容无事，就全心研究《左传》，完成了传世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作有《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这一系列《左传》学工程，使他走进学术殿堂，成为《左传》学研究的权威。
这部杜注《左传》包涵很高的文化价值，流传到今天。
杜预出身贵族，长期做高级幕僚，曾做过镇西将军钟会的长史（秘书长），钟会造反，玉石俱焚，幕府人员跟着倒霉的很多，他活了下来；后又当过安西将军石鉴的司马，受到猜嫌、打击。杜预能够生存，东山再起，其中一个因素是他是司马昭妹夫，当今皇帝司马炎姑丈；也许在实践中就对宦途风险颇有认识，处世非常谨慎，在平吴前夕，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高位时，经常给京都权贵塞红包，送好意，旁人问原因。他说：“但愿无害，不求邀功。”
大概是多读书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吧，杜预对自然和社会变化有感悟，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镇守襄阳时，记录平吴功绩，刻有两块大石碑，一块立在岘山顶上；一块沉在万山下的深潭。他说：“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唐朝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七律有两句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生。”意思是王濬的水师自四川东下时，金陵（吴国都城建业）将面临灭亡了。
王濬小名阿童。西晋益州刺史，也是积极主张伐吴的铁杆派。当时民间童谣有：“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就此他被认为是统率水师的最佳人选，皇帝还取其吉利，特地加衔“龙骧将军”。
龙骧将军是品位最高的杂号将军，三品。他是古代中国第一个被授与“龙骧将军”的武人。
王濬很懂得击败东吴必须靠水师的道理。他在益州造船，工程规模宏大，“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晋书王濬传》）。
晋太康元年（280），王濬造船七年，终于奉诏出师，率军八万沿江东下。水高船去急，正是这路人马，最早到达建业城下的。孙皓耍小聪明，原来打算送出三份降书，一份与司马伷，一份与王浑，一份给王濬，企图挑起三帅争功，然后从中取利，但因王濬进军迅速，来不及送出，就只得衔璧牵羊，肉袒面缚，带着王子王孙出降了。
王濬的捷足先登，得到杜预大帅的支持。杜预此人颇大度，鲜有功利。当初，皇帝有圣旨给王濬等人：王濬水军到达建平一线，听命于杜预指挥；到达秣陵，则要受王浑领导。杜预占领江陵时，公开宣言：“如果王濬已经攻下建平，那末顺流直下，威名远扬，不再适合受我指挥了；如果未克建平，那末也谈不上由我直接领导。”等到王濬水军由建平东至西陵，又在西陵、荆门、夷道和乐乡等地大打胜仗，杜预写信与他：“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晋书·王濬传》）王濬接到信后，非常高兴，还将它送到洛阳皇帝处。
可是王浑姿态就不一样了。当王濬水军顺流直至建业附近的三山，王浑下令要他上岸面商。王濬举帆直指，遣使者通报：“风速太陕，无法停泊！”王浑坐失时机，让远来的王濬抢得头功，事后他非常愤懑，多次上书说王濬种种不是。王浑是贵族世家，父亲王昶是魏国司空。皇帝偏袒王浑，指责王濬。王浑因而更嚣张，甚至要武力解决；王濬倚老卖老，趾高气扬也不退让，亏得他的司马何攀从中打圆场，才忍气吞声，把孙皓作为礼品送交王浑。即使这样，两人关系仍极紧张。王濬接二连三向皇帝解说，并指责王浑争功；到了京都，几次三番向皇帝陈说冤枉，不胜愤懑。
司马炎对王濬表示了宽容，封为辅围大将军，晋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了很高规格的政治地位。
王濬此后不再俭朴，天天过着奢侈的生活。晋太康六年（285），年过八十的王濬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封为侯爵，一个儿子任散骑侍郎，一个孙子被司马炎招为乘龙快婿，堪称门第兴旺发达。
可是没有多久，王门就衰败了。永嘉乱后，王濬的两个孙子逃到江南，寄居草屋，因无一技之长，只有做乞丐，经常饿肚子，所谓是“室如悬磬，瑚口江滨，四节蒸尝，菜羹不给”。当时他俩都已年过六十了。
沧海桑田，变化万千。
三百年后，唐玄宗李隆基某日路过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南）荒郊，见有周围荆棘丛生的王濬墓，不胜感叹，写了一首《过王濬墓》： 吴国分牛斗，晋室命龙骧。
受任敌已灭，策勋名不彰。
居关未尽善，矜功独自伤。
长戟今何在？孤坟此路旁。
不观松柏茂，空余荆棘场。
叹嗟悬剑陇，谁识梦刀祥。
最后一句是说王濬在做广汉太守时，夜梦卧室悬三刀，继之又加一刀，释梦者祝贺说，三刀为州字，又益一刀，你大概要升任益州刺史了。王濬果然如梦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