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是永历改元的第一年，呈现在朱由榔面前的图景是非常黯淡的，清兵步步进逼，险象毕露；南明方面虽然还有几个老臣如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勉强支撑着残山剩水，也不过苟延残喘而已。
永历二年（1648）的元旦，朱由榔在桂林行宫里接受了臣工的朝贺。参加庆典的官员寥寥可数，更增添了冷落的气氛。朱由榔下诏给占据四川各地的军阀封爵，如赵荣贵为定随侯，王祥为荣昌侯，袁韬为定西侯，杨展为广元伯，李占春为綦江伯，于大海为武隆伯，侯天锡为永宁伯，武大定为犁庭侯，其他兵力较少的军阀如三谭（谭文、谭弘、谭诣）之流也授以挂印将军的官衔。采取这个举动，不过是把实际上控制不了的四川各镇在名义上加以笼络，借以掩盖由于湖南全省沦入清方之手造成的人心离散局面。正月下旬，清军由湖南攻入广西，连克灵川、兴安。南安侯郝永忠见桂林危急，催促永历帝赶快南迁。三月初十日，朱由榔逃到南宁时，跟随的臣子不过大学士严起恒、吴贞毓、王化澄、萧琦等七人而已。尽管在瞿式耜组织下挫败了进犯桂林的清军，暂时稳定了局势，但是永历朝廷所能控制的广西一省防御力量的薄弱也暴露无遗了。
在前途渺茫的境况下，忽然“于无声处听惊雷”，喜讯接二连三传来，给永历朝廷带来了无限的欣慰，看来中兴有望了。这就是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正归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栋在广州反清；十二月初三日姜瓖在山西大同反正。这三个事件都可以说是震惊全国的大变，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都是明朝的总兵，投降清朝以后凭借手中实力为满洲贵族平定地方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清廷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轻入关后归附人员的歧视政策下，他们不仅功高无赏、升官无望，而且受到清廷的猜疑和文官的压制，大有动辄获咎之慨。何况在投靠清朝的三年左右时间里，他们多少摸清了满洲贵族的实力并不像清朝统治者自己吹得那么神；各地汉族绅民反清的运动和思潮也使他们不能无动于衷。“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们先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揭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割辫复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造成全国形势风云突变。
在叙述金声桓、李成栋、姜瓖反清的经过以前，应当首先谈谈吴胜兆和王光泰兄弟的反清活动。这不仅是因为吴胜兆、王光泰兄弟起兵在前，而且还应考虑到吴胜兆同李成栋曾经在吴淞共事；王光泰兄弟的起兵和清廷的穷于应付，无疑对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的相继而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实际上，在二王以前，还有陕西的贺珍等人揭帜抗清，但贺珍是大顺军部将，情况稍有不同。
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四月十六日，在苏州发生了苏松提督吴胜兆反清复明的事件。吴胜兆，辽东人，曾经在明朝军中任指挥；降清后跟随多铎大军南下，顺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到苏州就任苏松常镇提督。顺治三年正月，太湖义师攻破吴江县，吴胜兆带兵进剿，在县城内外大肆抢掠，“远近怨声沸腾”，闽浙总督张存仁上疏参劾，清廷给他罚俸六个月的处分，吴胜兆因此“心甚怏怏，每怀异念”。在扫荡太湖等地的抗清武装时，他招降了不少义军首领，兵力大增，又与同驻苏州的清江宁巡抚土国宝摩擦甚多。土国宝密报驻于江宁（南京）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说吴胜兆招降纳叛，心怀不轨。洪承畴认为这是巡抚和提督之间的矛盾，命吴胜兆于顺治三年七月初八日移镇松江。吴胜兆受到土国宝的排挤，内心更加不满。他部下的参谋戴之俊（字务公，长洲生员）、吴著等人原是抗清义师首领，乘机劝他反清复明。吴胜兆后来供称：
顺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胜兆吓称：“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随后就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你今官已没了，拿到京里有甚好处？我今替你开个后门，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进兵，这里收拾人马，万一有人来拿，你已有准备。”胜兆又不合回称：“我今力单，怎么出海？”戴之俊回云：“有一原任兵科陈子龙，他与海贼黄斌卿极厚，央他写书一封，事必妥当。”胜兆又不合允从，即令戴之俊前向陈子龙求书。子龙即发书一封，内大意云“胜兆在敝府做官极好，今有事相通，难形纸笔，可将胜兆先封为伯，后俟功成再加升赏，其余不便尽言，来将尽吐其详”等语，将书封付戴之俊回见。胜兆遂不合与李魁、吴著等及在官（按，明清术语“在官”意为已被捕“在押”）陆冏、左帅、刘承高，并胜兆舅子林可进、亲弟吴胜秦、族侄吴奇，先逃今投到马雄及脱逃未获顾有成等各不合商谋。胜兆说：“我如今手下有兵马四千号，要取苏、松不难，海外黄斌卿兵马亦不便前往，只要分兵一枝到江阴，一枝扎镇江海口，牵制江宁兵马，我便好取苏州，然后会齐水陆并进，往江宁去。”
陈子龙是明末复社巨子，以经世致用自命，在绅衿中有很大的影响，清军南下后他积极参加抗清运动。戴之俊的来访立即得到他的支持。他不仅慨然允诺利用过去任绍兴府推官时同昌国参将黄斌卿的旧交写信牵线搭桥，还请友人夏之旭做代表去见吴胜兆，鼓励他反戈易帜。当时，据守舟山的明军主要是隆武帝所封肃虏侯黄斌卿的部队，鲁监国部将定西侯张名振以及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监军张煌言等也有一部分军队驻于该地。开初，黄斌卿不愿出兵接应；沈廷扬、张名振、张煌言和给事中徐孚远、御史冯京第等人都认为机不可失，力主出兵。黄斌卿难违众议，同意派部分兵将参与接应。张名振等人立即用银铸造监国鲁王颁隆武三年“平江将军之印”一颗，另有封定吴伯加平江大将军敕书一道，交密使带回授予吴胜兆，并且告诉他将另行“补铸伯印赍来”。在密信中约定四月十五、十六日舟山海师进抵吴淞，同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吴胜兆收到密信和银印后当即按计划而行，由戴之俊草拟了“恢复中兴条约”。四月十六日，他以会议“下湖剿贼”事务为名，把松江府海防同知杨之易、理刑推官方重朗请到提督署内。二更时分，吴胜兆喝令一声：“拿了！”副将李魁立即率领官兵一拥而上，当场把杨、方二人乱刀砍死，下令文武官员割辫反清。吴胜兆派督标中军副将詹世勋、左营中军都司高永义前往海边迎接舟山海师。
对于吴胜兆的决意反清拥明，张名振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吴胜兆部同舟山明军会合就可以轻易拿下松江、苏州两府，然后同太湖地区的抗清义师分头出击，有可能趁势收复南京，推动大江南北的抗清斗争。因此，他和沈廷扬等带领本部兵员和黄斌卿的一部分军队分乘战船二百多艘，从舟山出发，准备按预定日期到达松江。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飓风，不少船只被汹涌的波涛掀翻。张名振的座船也在风浪中撞破，他坠入海中，抱着帆桅挣扎上岸，找到附近一座小庙藏身。寺里的和尚玄一是位同情复明运动的僧人，一见张名振的装束，立刻明白他的处境，给他剃发换衣，饭后催他快逃。张名振把随身携带的银印交玄一保存，匆匆找了一条小船返回舟山。追捕的清军在寺内搜出“大领湿衣”和银印，推测张名振脱逃不久，质问去向，玄一故意指错道路，清兵追缉不获，以隐匿纵逃罪把玄一处斩。监军张煌言也因“飓风覆舟，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沈廷扬、总兵蔡聪（黄斌卿妻舅）等将领十余人上岸后被清军俘获，七月初三日就义。这样，从舟山出发去接应吴胜兆的海师被迫返航。
詹世勋、高永义瞭望海上，直到天亮不见援兵踪影，感到事情不妙，就同另一副将杨文启、材官沈兰等合谋反戈一击。他们带领兵丁攻入提督衙门，砍死李魁，逮捕吴胜兆、陆冏，解送苏州转押南京。吴著、戴之俊、乔世忠、王兴邦、黄国桢、孟学孝等人当场被杀，借以灭口。
消息传到南京，洪承畴同操江总督陈锦、镇守南京满兵提督巴山会商后，决定由陈锦、巴山亲自统兵前往苏州、松江。二十二日到达苏州，正值“湖祲跳梁”，陈锦、巴山判断这是吴胜兆联络的太湖义师，立即分兵先行入湖清剿。接着在苏州、松江一带大肆搜捕抗清人士，稳定局势。从四月下旬到五月间，清军在松江、苏州、太仓二府一州严缉党羽。陈子龙被指控为主谋，他隐姓埋名从松江逃往嘉定侯岐曾家，又转往昆山顾咸正、顾天逵父子家，终于被清军捕获。五月十三日用船押解途经娄县吕冈泾时，陈子龙借口出恭，乘看守人员不备，跳进河中淹死，清军把他的头砍下来悬挂示众。夏之旭于五月二十五日自缢于文庙。接着，清政府又抓获了参与吴胜兆反清活动的吴胜秦（胜兆弟）、吴奇（胜兆族侄）、林可进（胜兆妻舅）、刘承高、左帅、黄锦标、钱彦林、顾咸正、夏完淳、钦浩、刘曙等人。顾咸正是明朝举人，曾任延安府推官，逃回故里后隐居不仕，仍不忘明室，他的儿子顾天逵是侯岐曾的女婿，侯岐曾的哥哥侯峒曾在顺治二年嘉定抗清中遇难；侯峒曾的幼子侯玄瀞又是夏完淳（其父夏允彝亦因抗清死难）的姐夫。三家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经常聚会于侯玄瀞家内，“谈及时事，各蓄异谋”。顾咸正提出“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三人即各具奏本、禀揭、条陈等文书托反清志士谢尧文交付给通海舵工孙龙送往舟山黄斌卿处。此外，托谢尧文、孙龙带通海文书的还有“结连过苏松湖泖各处豪杰、同心内应好汉”的钦浩、吴鸿等人，他们也写就各类禀帖，推荐某人可为文官，某人可任武职（谢尧文即被荐为游击）。行前，顾咸正等郑重叮嘱谢尧文道：“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不料，三月十九日谢尧文身着“宽衣大袖，形迹可疑”，被清朝柘林游击陈可截获，审出窝藏的通海文书。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逃出外，其余抗清人士都被查获，侯岐曾、顾天逵等首先被杀。清刑部题本中说：顾咸正等“率皆心臆共剖，肝胆相许。文愿设谋于帏幄，武愿勠力于疆场。虽射天之弓未张，而当车之臂已怒。无将之诛，万不能为各犯贷也”。清廷下令把顾咸正、钦浩、吴鸿、夏完淳、谢尧文、汪敬、孙龙等三十四人不分首从一律处斩，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九月十九日，两案四十四人在南京遇难。依据其他文献，在这次大搜捕中遇难的还有张宽、殷之辂等人不在上述数十人之内。殷之辂曾任明朝中书舍人，洪承畴审问时说：“汝是明朝都大的官，做谋反大逆的事？”殷之辂冷言反讥道：“汝是明朝都大的官，做谋反大逆的事？”洪承畴恼羞成怒，命人拖出处斩。因吴胜兆一案牵连被杀的还有杨廷枢。廷枢，字维斗，吴县人，崇祯三年应天乡试解元，为人尚气节，著名于当时。清兵南下后，他避居于邓尉山中。鲁监国遥授以翰林院检讨兼兵科给事中的官衔。他不仅秘密联络抗清志士，还通过门人戴之俊直接策动吴胜兆反正。事败以后，四月二十日被清军捕获，遭到严刑拷打，“遍体受伤，十指俱损”，仍矢志不屈。清朝官员想借重他的名望，劝他剃发。他回答道：“砍头事小，剃发事大。”五月初一日被杀，时年五十三岁。这位自幼仰慕宋末文天祥为人处世的爱国志士，终于不负平生所学，为抗清复明事业慷慨捐躯。
吴胜兆反清活动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策划反清本来应该严格保守机密，尽量使易帜反正显示其突发性，以收出敌不意之效。一旦宣布反正，立即固守松江，夺取苏州，会合舟山海师和太湖义旅共图进取。可是，许多史料都记载，吴胜兆起事之前他的参谋人员即在四出联络时张扬其事，弄得人言籍籍，结果仓促而起，终归失败。其次，参与密谋的核心人物应当非常可靠，吴胜兆对部下将领缺乏控制力，他被捕后在供词中说：“四月初六日（即起事前十天），在官中军原任副将詹世勋率领各标头领泣向胜兆苦劝不可乱做，外边口声不好，不如将戴之俊、陆冏、吴著杀了以谢人言。胜兆不肯听从，说我谋反有何凭据，教我杀他三人，不如先杀我罢。众将不敢再言。”吴胜兆既明知中军副将詹世勋等不可靠，就应该先发制人，另以亲信取代。四月十六日宣布反正时，高永义、沈兰“不肯割辫”，吴胜兆只是逼勒割去辫子，又未采取断然措施，在关键时刻粗心手软，以致祸起萧墙，功亏一篑。其三，舟山派来的接应海师遇上飓风，不战而败，这一偶然事件并不是关键因素，从清方奏报来看，海师因天有不测风云颠覆了部分船只，兵员损失并不太大。松江起事以后仍可派兵接应，加上太湖义师和潜伏于松江一带的复明势力配合作战，清方南京、苏州驻扎的有限兵力很难应付。事后，洪承畴在奏疏中也说：“非仰仗圣天子弘福，吴会半壁尽属战场矣。”
1647年（顺治四年）冬，浙江宁波（今宁波市鄞州区）发生了所谓“五君子翻城”之役。“五君子”是史籍中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概念，它实际上指的是华夏、王家勤、屠献宸、杨文琦、杨文瓒、董德钦、董志宁等人在宁波策划的反清密谋。华夏等人在弘光朝以前都是生员，清兵侵入浙江后，他们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抗清运动。华夏任鲁监国兵部职方司郎中，董志宁、王家勤任大理寺评事，屠献宸任兵部车驾司主事，杨文瓒任御史，董德钦任监纪推官，杨文琦任隆武朝廷监纪推官。1646年清军渡钱塘江南下，他们身在故里，心怀明室，力谋恢复。在清军主力一部分撤回京师，一部分转入福建、广东，浙江驻军相形单薄的情况下，华夏、董志宁等人认为这是乘虚而起的大好时机。当时，浙江各州县虽已在清方控制之下，但在舟山群岛有明肃虏侯黄斌卿部水师，四明山中有王翊、李长祥等义军扼险据守。正如史籍所载：丙戌“七月而江上溃，时浙东未下者翁洲弹丸地，而士大夫以至军民尚惓惓故国，山寨四起，皆以恢复为辞”。1647年冬，华夏、屠献宸、董志宁、王家勤、杨文琦等人为了恢复浙东，密谋把各种抗清力量联合起来，一举攻克绍兴、宁波。他们一面派人同在大兰山（位于四明山区中部）结寨抗清的明兵部职方司主事王翊联络，一面通过在舟山的御史冯京第劝说黄斌卿带领海师来接应。计划由王翊会同立寨东山的李长祥部突袭绍兴，得手后即与黄斌卿海师合攻宁波；华夏等人在宁波府城内秘密联络清海道孙枝秀麾下的中军游击陈天宠、仲谟（二人曾在史可法部下任偏裨，藏有史可法颁给的札书）届时反正。王家勤自称：“吾招集城东豪杰几三千人，管江诸社为之魁，其饷吾一人可任也。”经过奔走联络，预定于十二月初四日乘清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移驻天台，各官到渡口送行，城中无人料理之际，内外并起，一举攻克宁波。不料，鄞县降清未用的废绅谢三宾探知消息，在十一月间向清分守宁绍台道陈谟告密。秦世祯得到报告，立即改变行期，急调附近驻军进攻大兰山、东山、管江各义军山寨。定海总兵张杰奉命突袭大兰山，王翊仓促率部转移。清军在王翊营中缴获了明鲁监国颁发的印、敕和书信，其中有华夏、董德钦、王家勤、屠献宸、董志宁联名在一幅小白绢上写给王翊的密信，内云：“敝府布置已定，越（指绍兴）举随举，定越之日，急指一旅到宁，以便壶浆。”又有屠献宸用竹纸写的致王翊书云：“敝府发不待时，乞提师合慈，直捣定海，敝地亦从东直下，与抵关师合攻，亦要着也。”清政府依据谢三宾告密书揭和缴获的书信按名搜捕，十二月初二日华夏首先被捕，屠献宸、董德钦等也先后入狱，董志宁脱逃（后在顺治八年于舟山殉难）。王家勤于同月十六日与总兵杜英侯、施仲吾等率领义军在鄞县管江庄同清军作战时被擒获。
黄斌卿原先不同意出兵，华夏等派出的使者再三申说浙东各地义师已布置就绪，专等海师接应，恢复宁波颇有把握。在冯京第的劝说下，黄斌卿才勉强同意。届期他并不知道内应已被破获，按照预定方案在十二月初四日上午率领舟山海师乘船数百艘直抵宁波东门。这时，清方已有戒备，原定内应的陈天宠、仲谟二将兵力有限，不敢响应；四明山寨的义师又已被清军先行击败。黄斌卿见城内毫无动静。估计破城无望，在城外同清江口协镇总兵张杰等部交战至黄昏，即下令返航。清军趁势追杀，黄部副将李让战死，船只沉没数十艘。
清政府官员惊魂稍定，立即着手审理参与密谋的抗清志士。华夏自被捕到牺牲始终坚贞不屈。他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志在恢复大明，“只今尚恢复不来，兵马莫集，粮草莫办，徒耿耿耳”。清朝官员抓住密信中所说“布置已定，发不待时”八字严讯同党，意在一网打尽。华夏为了保护其他同谋者，拼死不招，说这只是虚造声势，“苟有可通，不能不大言以壮任事之气，而又何借区区实布置为？”被夹刑晕而复苏后仍然大声喊道：“崇祯先帝造谋，弘光皇帝统兵，其余大学士范景文、四川御史陈良谟、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杭州府钱塘县知县顾咸建、监国太常寺少卿陈潜夫一班忠义（均为已死难者）皆予布置也。”1648年五月初二日，华夏英勇就义。刽子手要他跪下受刑，他挺立不屈，被击伤脚后盘坐地上，大呼高皇帝者三，又呼“藿食谋之，藿食死之”，然后被杀。屠献宸、董德钦、杨文琦、王家勤、杨文瓒等也同时或稍后遇难。
攻取宁波之役因谢三宾的告密而全盘失败。谢三宾唯利是图，本意是保住他“家富耦国”的家产并“求用于新朝”，没想到“功”不见录，清巡海道孙枝秀对他的巨额财产早已垂涎三尺，故意把他说成是“同谋”叛逆，捉拿入狱。审讯过程中，谢三宾丑态毕露，华夏记载：“先讯谢，谢频叩地，称述清功德及表已向推诚，靡敢失此生节至意。颂直指（即巡按御史）万年德音，介福启后，备诸乞怜态。且曰：‘治民若有异心，未敢出两次首也。’”尽管孙枝秀事先暗中派人告诉华夏说：“谢氏汝冤家，可力引之，当为汝报仇。”他却在公堂审讯时义正词严地说：“谢三宾最为宁郡人不齿，甲申之变，犹居乡也；弘光皇帝蒙尘，彼竟降虏。迨钱刑部（肃乐）起义，王武宁（之仁）执词问谢罪，彼愿督饷自赎。监国幸越，不次入东阁，惟问暮夜金，即用千金买美姬行乐耳。坐陷钱塘，急切奔降，而大刊揭帖告当事，明归心大清赤忱。是一反复小人，行同狗彘也。此好事，岂有他分？惜与他同狱，未免抱愧耳。”谢三宾听说华夏斥责自己是猪狗一般的小人绝不会参加殉明抗清的“好事”，不禁连连叩头称：“长者，长者！”由于主谋华夏耻与谢三宾为伍，谢氏方能脱狱，正如华夏戊子（顺治五年）正月狱中《与林霞举书》中所说：“弟惜与三宾同禁数日，至今其座觉污之。谁知三宾竟以弟得生，为之一叹。”
宁波诸君子“翻城”之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官僚地主为保全巧取豪夺积累起来的巨额资产在政治上表现的鲜廉寡耻，真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当审讯华夏时，问曰：“无乡绅预谋邪？”华夏回答道：“悲夫，何言之苦也！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否则拥姬妾傲物取快一时，如与大明结没世不可解之仇矣。安得乡绅？只苦这几个秀才为着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昧。一戴纱帽，狼心狗行，无复人理。”这一番激烈陈词虽主要针对谢三宾而发，却揭露了明清易代之际多数大官僚地主的政治动向。大抵家资愈厚者，身家之念愈重，故国之思愈薄。可见，“乡绅”一词并不能准确地说明曾经出仕明朝的官僚的政治态度，也不能与“绅衿”等同。
王光恩、王光泰、王昌三兄弟原来都曾参加明末农民起义，王光恩在义军中绰号“关索”，颇有点名气。崇祯后期王光恩接受明朝招抚，所部改编为官军，固守郧阳。李自成义军在1643年和1644年多次进攻该城，都未能攻克。1645年清军追击大顺军进至郧阳时，他跟随明朝委任的郧阳抚院徐起元投降了清朝，被委任为襄阳总兵。1647年四月，王光恩因为同清朝委任的郧阳抚院潘士良闹摩擦，被诬陷逮捕押往北京。
清政府调总兵杨文富署理总兵，漆尚友任右营副将，企图改编这支部队。王光恩的弟弟王光泰（又名王二）、王昌（又名王三）知道来者不善，就在四月二十九日率领部下兵将七八千人反清，杀杨文富、漆尚友、分巡下荆南道甘文奎、襄阳知府杨鑛、推官李实发、襄阳知县潘朝佑。五月初三日，率部转至郧阳地区，杀清朝分守下荆南道刘开文、郧阳知府董有声、同知刘璇、推官孙阳声、郧县知县赵丕承、竹山知县童士勤、保康知县薛溥、郧阳行都司表捷等。他们一面派使者前往湖南向明督师阁部何腾蛟报告反清经过；一面向附近地区散发谕帖札付，“妄称永历年号，笼络民心”，檄文中自称“奋勇兴师，广罗英雄，劻扶帝业”。永历朝廷派兵部职方司官员封王光泰为“钦命提督郧襄等处联络秦豫一带义镇、挂镇武将军印、镇武伯”，授王昌为郧襄总兵，李世英为河南总兵。清廷在刚刚得到王光泰等起兵消息时，曾经力图挽回，把王光恩释放，不久获悉王光泰等连破襄阳、郧阳，处死大批清朝文武官员，并且公然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才将王光恩追回处斩。三月十一日，清湖广提督孙定辽亲自带领马兵五百六十七名，步兵三千三百三十三名，从武昌赶赴郧阳进剿。六月十一日孙定辽所统前锋一千五百名官兵行至距郧阳四十里的安阳口。这里三面临水，一面阻山，王昌趁其立营未定，立刻发起攻击；孙定辽措手不及，大败而逃，奔至河湾时因水深难渡，坠于马下，被义军击毙；副将李显功被活捉，拿进郧阳城内，从他身上搜出被委任为署襄阳总兵的札付，也拖出斩首；兵员除少数逃出外，大部被歼灭。
败军覆将的消息传到北京，七月十八日清廷命吏部侍郎喀喀木等领满、汉军队前往郧阳镇压。在喀喀木所统清军尚在途中时，王光泰曾于九月十八日领马兵一千余名进攻河南淅川县，被清河南总兵张应祥、开归总兵高第等部军队击败。不久，喀喀木会合河南、湖广清军向郧阳推进，王光泰兄弟自知兵力不敌，在九月内退出郧阳，行前把郧阳府城的大小城楼和城上驻兵窝铺二十九座焚毁一空。光泰兄弟由房县进入四川，其部下总兵李世英奔往陕西兴安府境，企图同曾经在该处活动的抗清武装米国轸、武大定等部会合，不料米国轸已被清军捉获，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世英部被清兴安总兵任珍击败，世英及副将李锦山、苏名榜等都被杀。这以后，王光泰兄弟一直活动于夔东地区，同大顺军余部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贺珍等部联合作战，成为著名的“夔东十三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