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败走麦城，蜀将孟达坐视不救，对关羽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羽死后，孟达害怕刘备追究罪责，率亲信随从投降了魏国，被魏主曹丕封为建武将军、新城太守。
新城(今湖北房县)西南连蜀，东南连吴，是魏、蜀、吴三国之间的边防重镇。孟达是个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小人，出任新城太守后，秘密派人与蜀、吴相勾结，妄图实现其野心。
当时，诸葛亮正准备再次兴兵伐魏，对孟达的叛变深恶痛绝。诸葛亮了解到孟达与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不和，就派人将孟达与蜀、吴相勾结的事情告诉给申仪，打算借申仪之手，铲除孟达。
申仪得知孟达勾结蜀、吴的消息，立即报告给了驻兵在宛县的司马懿。
司马懿素知孟达的为人，新城是战略要地，他对孟达更不放心，接到申仪的报告后，下定决心剿灭孟达。与此同时，孟达也探知申仪告发他的消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举旗反魏。在这节骨眼上，司马懿派人给他送来一封信，信上说魏帝和他都对孟达深信不疑，申仪之说纯系私怨，请他放下心来。孟达接信后，半喜半忧，对于是否立即反魏又犹豫起来。
司马懿给孟达的信不过是缓兵之计。信使才出发，他立即调兵遣将，亲率一支大军奔赴新城。司马懿的部属劝道：“这样大的一件事，不报告魏帝能行吗？”司马懿回答：“以宛县到洛阳800里，到新城1200里，信使往来最快也要一个月，兵贵神速，如报告魏帝那就什么事情都晚了。”
司马懿命令部队日夜兼程，轻装疾进，仅8天时间就兵临新城。
孟达大吃一惊，急忙向蜀、吴求援，但司马懿分兵截住蜀、吴的援军，下令攻城。孟达没有做好防御司马懿的准备，新城之兵又不都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苦苦抵御了半个月，城破身亡。
孙权急攻显谋略 一鼓作气下皖城
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冬，曹操军在江陵屡战不利，损失甚大，被迫北撤。孙权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孙权眼看北方威胁消除，便积极向南方扩张，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将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全部占领。继而又图谋向北发展。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长江一带雨水充沛，大河涨，小河满，给吴军的战船出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偏将军吕蒙向孙权建议说：“近来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在江北皖城(今安徽潜山县，皖水之滨)屯田，大种水稻，皖田肥沃高产，若任其收获，如此数年，就会形成对我军的威胁，宜早除之。”孙权于是率军由长江入皖水，亲征皖城。考虑到皖城是靠近本国的边境小城，属于轻地，不宜久留。因此一到皖城，孙权便召集诸将询问攻城之策。诸将大都劝孙权在城外堆土山，准备攻城器械，待一切安排妥当后再攻城。吕蒙说：“堆土山，造攻具，必然旷日持久，皖城必巩固城防，增加援兵，那时就难攻取了，何况我们是乘雨季从水路袭击，若滞留到河水干涸时，不仅还军的道路阻塞，将土亦眷恋故土，甚至离心离队，微臣对此实在担心。目前，皖城防御并不牢固，以我们三军之锐气，四面同时攻城，定能一鼓作气把它攻下，这样及时赶在雨季之前从水路回师，才是全胜之策！”孙权点头称善。于是以西陵太守甘宁为先锋，吕蒙率精锐部队随后。甘宁身先土卒，攀城而上，吕蒙擂鼓督战，土兵们纷纷攀登城墙，杀进城去。曹操得悉吴军进攻皖城，立即派遣部将张辽率军前往救援。吴军当日攻下皖城，俘获太守朱光。张辽军至夹石(今安徽桐城北)，听说皖城已被攻陷，只好撤军回去。
受牵连辱遭腐刑 承遗愿愤著《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冯翊(pin yi，音平意。今陕西韩城)人。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因韩城离黄河不远，南面的龙门山，耸峙黄河，河水奔腾而下，浊流跌宕，声如雷鸣，此处世称龙门。司马迁就降生在距龙门约七十里的韩城县芝川镇。
司马迁出身于“显功名于虞夏”“世典周史”的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博学多才、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和专门学问的人。他曾向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学，还向黄子请教过“道论”。司马谈是融汇天文星历、阴阳吉凶和黄老学说于一身的饱学之士，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论六家要旨》，对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对这六家逐一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评论。这是一篇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不朽的学术论著，表达了司马谈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
司马谈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教育。童年的司马迁在家乡时，于勤奋学习之余，还曾放牧牛羊，参加农业劳动。这对他后来能体察劳动人民的疾苦很有关系。
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年)，司马谈在京城长安任太史令。司马迁伴随在父亲的身边，学习条件有所改善。司马谈让儿子拜在两位儒学大师的门下，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司马迁向他学习古文《尚书》；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司马迁讲授《春秋》公羊学。这对司马迁学术思想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文章辞采风格的影响很大。由于有名师指教和渊源家学熏陶，使得本来就天资过人、早慧敏悟的司马迁，学业上的进步更加神速。
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背诵像《左传》、《国语》和《世本》等古代的典籍；能认识九千个字，并学会了大篆、小篆、虫书和隶书等“八体”的书写，为将来“记诵文理”，步入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在父亲的支持和安排下，离开长安，到我国东南和中原一带，作万里壮游。饱览祖国的山川名胜，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考察古代和近代的历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在二千多年前，司马迁的这种实践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关于这次壮游的历程，他在《自序》中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pi，音皮)、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的这次壮游，足迹所至，东连吴越，西通潇湘，横跨吴、越、楚三境；北历江、淮、齐、鲁和中州地域。他所到之处，对于历史事件、人物遗闻、民间俚语、地方歌谣、名山大川和古今战场等等，无不作了广泛深入的考察和重点翔实的记录。
通过这次游历考察，丰富了司马迁的社会实践经历，增长了对天下大势的见识，对他的思想和著述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撰写《史记》时，其取材大半参用耳闻目见的第一手材料。
司马迁远游归来，人仕做了郎中。郎中，在郎官序列中是最低的一级。郎中的主要任务是“掌管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看守宫门，保卫御驾，有时也奉命出使，或者侍从巡游。
由于郎中是近卫官，平时活动在皇帝的周围，因此司马迁对所任职务感到光荣，别人对此也很钦羡。而且郎官若能从内廷外调，很可能为出守地方的“长吏”，所以司马迁对未来的憧憬是非常美好的。由于司马迁的性格率直，办事干练，又有疏荡奇气的文墨修养，因此，汉武帝对他甚是赏识。
司马迁任郎中后，即随侍武帝。在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十月，武帝开始巡幸郡县，观省民情。司马迁首次扈从武帝来到雍地、(今陕西凤翔)，武帝在这里祭五峙。五峙，即古时祭祀青、黄、赤、白、黑五帝的固定之地。之后，武帝转向东北，由夏阳(今属山西)至河东。同年十一月初，武帝到了汾阳，立了后土祠，并举行祭礼。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在此期间，司马迁是一直随侍在武帝左右的。
翌年，即元鼎五年，仍是冬十月，司马迁再次跟随武帝向西巡行，越过了陇坂山，大概到了现在的甘肃会宁一带，至祖厉河岸，才返驾归来。
在这次巡行中，司马迁曾随武帝到了甘肃平源以西，登空峒山，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在这里，武帝带领数万骑围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在观赏这万马驰骋，强弩竞发的雄伟壮观的场面时，司马迁被激发得豪情奔放，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创作《史记》，擅长对激烈场面的描写，是与其多年随侍武帝的豪放巡游分不开的。
韶光弹指，倏尔已是元鼎六年春，武帝东巡，此次司马迁仍在扈从之列。当武帝巡行到新汲中乡，发布了征略西南夷的诏书。当时朝廷正致力于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在现今的四川、云南和贵州一带，设置了越巂(xi，音西)、武都、沈黎、汶山和烊舸牂牁(zang ke，脏苛)等五个新郡。武帝对这批新郡很不放心，亟待派人前往考察和安抚，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奉使西南地区的。
司马迁这次出使，不仅到了巴蜀以南，邛笮(qiong zuo，音穷昨。今四川西昌、汉源地区)等地，而且到了云南昆明。他从长安出发，经由汉中，先到巴郡、蜀郡，然后再到新设置的沈黎等五郡进行视察和宣慰。这次奉使，使司马迁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那里的经济、政治，地理形胜，物产情况以及民俗习尚，都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司马迁不辱使命，虽然是首次独立出使，但对重大的政治任务完成得却十分圆满。此行除了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外，在史料和语言方面也都有不小的收获。为他在《史记》中首创《西南夷列传》，并完成《货殖列传》等篇章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这时司马迁已经三十五岁，人到中年了。至此，他的游踪东至冀、鲁、江、浙；南至湘、赣、黔、滇；西至甘肃、西康；北至河北、朔方诸地，除未到两粤之外，整个中国几乎所历殆遍。经过十数年的宫廷供职和广泛的游历，司马迁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
元封元年(前110年)，正值武帝东巡，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原随侍武帝东巡的司马谈，因中途重病留滞洛阳。这时司马迁刚从西南归来，在洛阳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虽在父丧守制期间，但不得不立即奔赴山东，向武帝述职，并随侍巡行。就在此时，传来了黄河在濮阳瓠子决口的急讯，武帝亲临决口现场，先行祭祀河神，“沉白马玉璧于河”中，当他看到民工抢险十分紧张，人手缺乏，随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司马迁也参加了这次负薪塞河劳动。
由于数万人的抢修，瓠子缺口终于被堵住，河的南边十六个郡的百姓免遭水患。为了纪念塞河工程的竣工，武帝在瓠子新堤上建造了宣房宫，并作了《瓠子之歌》。武帝的作为，深深地感动了司马迁，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河渠书》就是在这一伟大工程的影响下撰写的。
由于司马迁的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修养和才华，早为武帝所赏识，因此，在司马迁守孝三年后的元封三年，武帝即任命他为太史令。子承父业，正好应验了父亲曾经嘱咐他的“余死，汝必为太史”的遗言，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
太史令官阶六百石，与州刺史、县令同级。他已由一个闲散的属官——郎中，成了“长吏”了。在整个官僚机构中，太史令的官俸虽然比较低，但它毕竟是一个亲近的位置，属于卿大夫一流。太史令经常“陪外廷末议”，凡重大制度的兴革和礼仪的规定，太史令都要参与讨论，其实等于是皇帝的历史顾问。司马迁得任这一职位，感到荣幸，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业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尽心营职，以求亲媚主上。”他希冀以自己的最大努力，获取武帝的信任。
司马迁开始任太史令时，颇有一种宿愿得偿，踌躇满志的心情，当时国家统一，百业繁茂，文教事业，亦有所发展。他在侍从武帝之余，即着手整理皇家收藏的大量图书，把残编断简条分缕析，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论考行之事”，以“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为己任。从此，他的精神生活比往昔更为充实和有意义了。
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第五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由当时历法专家邓平、唐都和上大夫壶遂等人参加，完成了汉历的改革工作。武帝颁布了这部新历法，定名“太初历”，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前104年)。改革历法是武帝封禅活动的继续，封禅是象征帝王受命于天地，新的历法的诞生，表明受命已经完成。新历的颁行，不仅仅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广大人民有好处，这是值得称道的。
实行新历，促进了改革，当时汉王朝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并引以为荣。司马迁认为这一年，无异是新纪元的开始，自己理应多做出一点成绩，因此，他想到了父亲的遗愿。所以司马迁说：“先人有言，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撰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日以继夜，勤奋笔耕，《史记》尚在“草创未就”之际，不料一场大祸突然袭来，这就是遭李陵案的株连，使他身陷囹圄。
关于李陵案的原委，一言难尽。李陵，字少卿，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比司马迁小一岁，年轻的时候，他俩“同为侍中官”。李陵精于骑射，为人谦和而仁义，因此人缘极好，很有名声。武帝觉得李陵颇有其祖父李广之风，所以对他很欣赏，任命他为骑都尉，率领骑兵深入匈奴探测地形，后来又派他在酒泉、张掖一带操练五千兵马，防备匈奴入侵。
这年五月，武帝对匈奴再次用兵。这次派其宠姬李夫人的长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兵马从酒泉出发，赶赴天山一带截击匈奴右贤王。当时武帝把李陵召去，让他跟李广利出师，为之管理辎重。李陵资历虽浅，但比较自负，急于想单独立功，不愿隶属李广利。他在武台殿受召见时，遂向武帝叩头自请道：“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拒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前，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
武帝听了李陵的豪言壮语，知道他不愿受别人的管属，于是说：“这次派出的兵很多，没有骑兵给你了。”李陵当即向武帝表示：“无需骑兵，我将以少击众，用步兵就可直捣单于的王庭。”武帝觉得他很勇敢，便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万全起见，同时又命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带领人马，在中途接应李陵。可是路博德以前曾是伏波将军，有过征服南越(今两广地区)的大功，认为作李陵的后援是一种耻辱，于是上奏道：“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匈奴的马匹养得膘肥体壮，未可与战。不如等到来春，与李陵各率五千人马到浚稽山(今蒙古共和国喀尔喀一带)夹击匈奴，定能生擒单于。”
武帝看了奏疏，疑为李陵自食其言，悔不欲出，而教路博德上书，提出缓兵要求，因此大发雷霆，遂严令李陵与路博德立即分头出兵。李陵率五千步卒，向北进军，长驱直入，径抵浚稽山安下营盘，当即派部下陈步乐回朝向武帝报告，说李陵深得将士死力，武帝非常高兴，遂拜陈步乐为郎官，朝中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表示祝贺。
由于李陵驻军浚稽山，分散了匈奴军的注意力，这对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起了保证作用。但李广利本无将才，武帝原想借机让他出师以便给予增封，结果李广利并未遇到匈奴主力，就被打得大败而返。
时隔不久，李陵军陷入单于亲自率领的八万骑兵的重围之中。李陵且战且退，在一日数次的激烈战斗中，歼敌一万多，但终因转战千里，兵卒死伤无数，寡不敌众。在离边塞百余里的地方，随征校尉韩延年战死，老将路博德未能及时驰援，李陵矢尽道穷，陷入绝境，终于被俘，自感“无面目报陛下”，遂叛降匈奴了。
武帝得知李陵投降匈奴，龙颜震怒，先是责问日前传捷音的陈步乐，陈吓得自杀了；又问诸大臣，他们异口同声说李陵有罪，当问到太史令司马迁时，他说，李陵曾屡建战功，今虽身陷匈奴，但他将来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的。谁知，武帝未等司马迁把话说完，便怒不可遏，认为他是虚构事实，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开脱、辩护，就给他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投进了监狱。
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犯了死罪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交五十万钱赎死；二是接受侮辱人格的腐刑(即宫刑，阉割男性生殖器的一种刑法)。然而，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自赎”，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是与皇帝抗辩而获罪。因此，亲朋好友慑于封建专制的淫威，谁也不敢资助钱财为司马迁赎罪，平时与他有交往的达官显贵们，也没有一个为之说情营救。
从此，渴望得到人间温暖的司马迁，只有终日面对冷酷的狱吏，身处阴湿的牢房，“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笙。”受尽了捆绑、鞭打等种种酷刑。就在司马迁只等一死之际，武帝对如何处置司马迁的问题，却感到踌躇。他心想司马迁乃闻名天下的博学鸿儒，又是在朝议召对时获罪，若是杀了他，岂不有损明君圣主的形象和好文学、喜才士的仁者之风？武帝再三考虑，改判司马迁的死刑为腐刑。在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时受了腐刑。
司马迁受了腐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蒙受了不白之冤和奇耻大辱。此时的司马迁“身残处秽”，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甚至想一死来解脱自己。后来，他在《报任安书》中，对当时的心境作了回忆，说他的先人原本出身卑微，如今自己若自杀，不过是“九牛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人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自杀等于白死，是得不到世人的谅解和赞许的，他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只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还没有完稿，责任未尽，岂能一死了之！
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总是要死的，但应该死得有意义。他想到历史上那些圣贤豪杰，有的虽历经磨难，受尽冤屈，但并不弃世自裁，而是发愤著书。司马迁以这些事例，激励自己。
他在《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于是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统统置诸度外，继续《史记》的写作。
太始元年(前年)，司马迁遇赦出狱。“白发催年老”，已经是年届半百，华发满头的老者了。由于他有文才，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比太史令的职位略高，因为接近皇帝的机会多，被官僚们视为“尊宠任职”。其实此职是由宦官充任，因为司马迁受了腐刑，才得任此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在《报任安书》中痛切地倾诉道：“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完成千秋事业，献身《史记》，他还是从冤屈和愤懑中解脱出来了。
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已经断继续续写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长篇巨帙的《史记》。《史记》记事，上起黄帝，终止于武帝，包含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五部分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自隋代起，始称《史记》。
《史记》寓议论于叙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据事实录，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古代，文、史之间，并无明显分界，司马迁把言之凿凿的史实，运用凝炼典雅的散文体裁，撰述史书，其写作水平也达到了高峰。所以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非常崇高、十分中肯的评价。
司马迁刚正不阿的伟大人格和发愤著书的顽强精神，对后人起着启迪和榜样的作用；他的《史记》是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司马迁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尊称。
关于司马迁卒于何年的问题，众说不一，长期存疑。有人认为他于后元二年(前87年)前后，大概以“花甲初度”时辞世的。
如今在陕西韩县芝川镇南原上，司马迁的祠墓巍峨，云树苍茫。祠中存有历代纪念碑刻数十块，其中一块镌刻着当代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郭沫若的五言律诗一首：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对司马迁渊博的学识，横溢的才气，不朽的巨著和崇高的精神，都作了深情的讴歌和热烈的赞颂。司马迁对祖国史学和文学的杰出贡献，其意义深远，堪称源远流长，值得千秋传颂。
手中无权变世制 永贞革新终流产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王叔文以棋艺进身，由起居郎迁升为太子侍读，成为太子李诵的心腹人物。李诵是德宗长子，建中元年被立为皇太子，他性格宽仁，善于决断，礼敬师傅，颇有改革思想。朱泚之乱时，李诵从幸奉天，在反击叛军时，“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由于德宗在位既久，不信任宰相大臣，专任佞臣，如裴延龄、李济运、韦渠牟等，都乘机用事，排斥陆贽、张滂等正直大臣，其他大臣都不敢上言，而太子李诵却从容论事，因而使德宗不得任用裴延龄、韦渠牟为相。每当德宗游玩宴乐之时，李诵即诵诗进行讽谏。他不仅不看宦官眼色行事，还想伺机铲除宦官，罢除宫市。但自贞元三年郜国公主淫乱之事暴露后，他的太子地位受到严重危胁。郜国公主是肃宗的女儿，先后下嫁于裴徽、萧异，裴、萧死后，她又和太子詹事李异私通。德宗知道此事后，将她加以幽禁，又罢去李异的职务。第二年，她又以巫蛊之事被废。郜国公主的女儿萧氏是太子李诵之妃，于是就在贞元六年将太子之妃杀死。德宗对太子产生怀疑，想废掉李诵太子的地位，后经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泌从中劝阻，对太子加以保护，才保住太子地位。李诵对德宗猜忌多疑、性格固执感到担心，唯恐自己太子地位不保，从此变得小心谨慎。王叔文成了太子心腹之后，就经常以和太子下棋为名，瞒过那些权高势大的宦官，议论朝政，物色一些有识之士，为改革做一些准备工作。
王叔文受到太子李诵信任，“宫中之事，倚之裁决。”他经常对太子说：“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他结交的有识之土有王任、韦执谊、陆贽、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房启、李谅等十数人，和他们定为生死之交。
王伾，杭州人，开始时以书待诏翰林，后来和王叔文一起进入东宫，成为太子侍书，为李诵所信任，是革新派里的主要成员。他们志同道合，各有所长。
王叔文特别器重李景俭和吕温，他们二人都是风流倜傥，自命不凡，颇有才能的人。李景俭自负有霸王的谋略，恃才傲物；王叔文认为他有管仲、诸葛亮的才能。吕温见识颇高，他写过一篇《诸葛武侯庙记》的文章，认为自汉末以来，人心厌恶汉朝，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口号，不受百姓欢迎。这种见解，在古人之中，很是难能可贵。
柳宗元和刘禹锡二人，不仅长于诗文，而且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都是贞元时期进士，后又都升任为监察御史。王叔文认为他们二人的才能都可以做宰相，是当时革新派中重要成员。
韦执谊，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他自幼聪俊，才华颇高，进士及第，官拜右拾遗，二十多岁便成了翰林学士。有一次太子李诵司他：“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因此与王叔文交往甚密，也是革新派中重要成员之一。
再如韩晔，他是宰相韩休的族子，也颇有才能。程异善于理财，贞元末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迁虞部员外郎，充盐铁转运、杨子院留后。他在任盐铁转运、杨子留后期间，对江淮赋税进行过一番整顿，避免多增加人民负担，因而受到重用。其他各人，在史书上也能找到好评，都是当时难得的人才，决不像反对派所诬蔑的是什么“群小得志”、“朋党交构”那样。
王叔文和太子李诵等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得失。有一次太子和大家谈及宫市的危害，太子说：“寡人见上，当极言之。”大家都对太子加以称赞，唯独王叔文没有发表意见。事后，太子问王叔文：“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王叔文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劝太子说：“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听了很感动，于是对王叔文说：“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王叔文为太子出谋划策，因而受到李诵的重用。在当时太子没有掌握实权的情况下，一切改革都不会实现，只能是一句空话。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去世后，由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王叔文领导的改革开始了。从二月起，顺宗便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以王任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由于二王资历太浅，就任命资格较老、又出身吏部的韦执谊任宰相。由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名义，负责这次改革的实际责任。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参议朝政，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侍臣，可以起到内相的作用。又提拔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同策划改革事宜。
裁减冗官，罢去翰林医工、相工(观人面相以定吉凶)、占星(以观察星辰运行预言人事祸福)、射覆(将物件预先隐藏，让人猜度)、冗食(吃闲饭)等官员四十二人。
京兆尹李实是一个民愤极大的官吏。他在做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樊市)节度使判官时，克剥士卒衣粮，士卒起而反抗，夜中越城而逃。到达京城，德宗又让他做京兆尹，他专以克剥聚敛取宠。关中荒旱，仍谎报丰收，人民租税不得免除，百姓甚至有拆屋卖瓦木、麦苗来纳税。又恃宠贬斥官员，鞭打百姓，民怨沸腾。顺宗立即将他贬出京城。长安人民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轰动京城，大家高兴得欢呼赞叹，许多人还拿着砖头石子，等候在衙门前，想让他知道百姓的威严，也让他吃点苦头，以泄人们心中怨气。这个民愤极大的酷吏，得知这一消息，就从后门偷偷溜走了。不久，这家伙就病死了。
大赦天下，释放囚犯。德宗晚年，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赦免过犯人。凡是大臣稍有过错，就遣逐回家，都不得再加以录用，有的甚至被投进牢狱。顺宗把因各种原因被押进监牢的官吏，都加以释放，如严怀志等十余人，以及被陷于吐蕃的官员；对被贬谪外地的清正廉洁的官员，重新将他们调入京师，如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郴州(今湖南郴县)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今湖南道县西)刺史阳城等。因为这时陆贽、阳城已死，于是顺宗下诏对他二人进行褒奖。
罢除为害人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把禁闭在深宫里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乐伎，都统统释放回家；免除百姓在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前所欠租税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免除各道除正税外，其他诸色杂税；各道官员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献；停止盐铁使的各种进献。这些措施都具有进步、革新意义，深受百姓欢迎，所以“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改革取得了初步胜利。随着改革的深入，王叔文认为必须把财政大权和军权接收过来。一旦“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他把收回财政大权看成是抑制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当时任浙西(治今江苏苏州市)观察使的李锖，不仅割据一方，同时还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垄断漕运和财政大权，致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王叔文就免去他的盐铁转运使的职务，将财政大权由方镇收归中央管理，由颇有丰富理财经验的宰相杜佑兼任此职，王叔文自任诸道盐铁转运副使，掌握其实际大权。
改革的成败关键是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当时宦官的首领是俱文珍，掌握禁军实权。王叔文用移花接木之计，于这年五月，用宿将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度支郎中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作为范希朝的副手，来夺回禁军兵权，使神策军脱离中尉杨志廉、孙荣义管辖。起初这道诏书没有涉及宦官一字，俱文珍还被蒙在鼓里。后来那些宦官门下的走狗将领，便纷纷向中尉投状，说要归范希朝管辖了，才知道兵权被王叔文所夺。于是，俱文珍等宦官才认清改革的目的，就大怒说：“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就密令诸将拒绝服从政府命令。当范希朝到了奉天行营时，诸将都不来参见。王叔文闻知此事，也无计可施，只有叹息而已。这次夺回禁军兵权的计划失败了。
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软弱无力。李诵从贞元二十年八月就得了中风病，半身不遂，走路很不方便，说话连语音也讲不清楚，只能靠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传达他的旨意。顺宗即位后，虽然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但由于他资历较浅，不得不用资历较深的韦执谊做宰相，改革工作虽然由王叔文实际负责，而他所作出的决定，再由王还通过宦官李忠言传达给牛昭容，牛昭容再传达给顺宗，然后再下达给翰林院，由王叔文认可后，再由韦执谊宣布执行。这样繁多的手续和过程，无形中就削弱了改革的声势和力量。
这次改革触犯了宦官和士族官僚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永贞元年(805年)五月，当王叔文被任命户部侍郎时，仍兼领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以王叔文专权为由，背着顺宗在“制书”上削去原来王叔文翰林学士的头衔，剥夺了他参决政事的职务。王叔文看见“制书”大为吃惊，便和王还等人商议说：“叔文日时(天天时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后经王坯多方争取，才允许王叔文天到翰林学士院一次，但翰林学士的头衔仍没有恢复，这就给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就在这时，剑南(治今四川成都)节度副使刘辟见中央政权发生危机，就秉承节度使韦皋的旨意，进京私见王叔文，和他商谈条件说：“如果让韦皋领剑南三川(即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必将有酬劳，当以死相助；如若不然，亦将有报复。”想以此来威胁王叔文，扩大自己的势力。王叔文对这些藩镇割据势力恨之入骨，不仅不答应韦皋的无理要求，还想将刘辟斩首示众，由于韦执谊从中加以阻止，刘辟才逃回成都。
王叔文的改革，打击了藩镇割据势力，压制了专横跋扈的宦官，损害了大士族大官僚的利益，他们就竭力反对改革，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朝中的大士族大官僚高郢、郑钡瑜、贾耽等，以退职不干相威胁；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紧紧抓住禁军军权不放；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市)节度使严绶等，相继上节，反对改革；俱文珍又联合其他宦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以顺宗久病为由，于当年七月，共同劝顺宗宣布由太子李纯监国，因为顺宗知道自己行动不便，语言不清，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八月，俱文珍又召集大士族大官僚卫次公、郑纲、李呈、王涯等人至金銮殿，草定诏书，让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顺宗只好答应，李纯即位为皇帝，是为宪宗。因诏书必须用顺宗的年号，于是就改元永贞，历史上就称王叔文的这场改革为“永贞革新”。早在这年四月，反对派拥立李纯为太子时，王叔文就面带忧色，他知道李纯不拥护改革，又不敢明确反对不让拥立李纯为太子，只好吟咏杜甫的《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并为之哭泣抽噎，预感到这场改革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事情正和王叔文预料的一样，宪宗即位不久，贬王叔文为渝洲(今重庆市)司马，第二年就将他杀死于任所；将王还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王还也死于任所；将韩泰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韩晔为池州(今安徽贵池县)刺史，柳宗元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县)刺史，刘禹锡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韦执谊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县东南)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他们认为对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贬之太轻，又将韩泰再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刘禹锡为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当时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回，都未及贬谪。
这次改革因为没有夺取到军权，又受到大士族大官僚和宦官势力共同反对而失败了。一些有识之士在这场改革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康有为“公车上书” 光绪帝“百日维新”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是清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同治十三年(1875年)，年龄十九岁的同治帝病死，无嗣子。慈禧太后就选中醇亲王奕譞的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继承帝位，是为清德宗，年号光绪。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
醇亲王奕譞是慈禧丈夫咸丰皇帝奕泞的弟弟，又是慈禧妹妹的丈夫。所以，载湉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她的外甥，是当时皇族中与慈禧血缘关系最亲的一个人。慈禧挑选他为皇帝，应该说是费尽心机的。
光绪入宫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老师是学识渊博、思想正直的翁同龢等大臣。光绪读书非常用功刻苦，连慈禧也称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都诵书及诗”。到十多岁时，他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并提出“治世莫如爱民”的主张；在如何选用人才方面，也提出了“应该不拘资格，不讲门第，惟贤是举，惟贤而用”的看法。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六岁的光绪开始“亲政”，但仍由慈禧太后“训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硬将自己的侄女隆裕嫁给光绪为皇后，“大婚”之后，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牢牢抓着朝政大权不放。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首先站了起来，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光绪帝决心采纳康有为的主张，实施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但是这次变法只持续了一百零三天，到九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即被慈禧太后囚禁，变法宣告失败。故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
在中国历史上，由皇帝直接领导的变法改革成功者居多，失败者很少。而像光绪帝的戊戌变法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夭折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其失败的原因，归根到一点，就是不顾主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以下就具体分析一下：
光绪帝本身没有实权，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就急于大张旗鼓地搞变法改革，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光绪虽为一国之主，但朝中事无巨细，全归慈禧一人执掌。光绪亲政后，朝廷大事仍是慈禧说了算。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光绪皇帝支持主战派。但慈禧却将光绪帝的亲信、主战派志锐流放，又将大议开战的满汉书房撤销，迫使主战派屈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公车上书”事件发生之后，康有为又写了一篇一万三千余字的上皇帝书，光绪看了很受感动。当年七月，光绪颁布一道“上谕”，列举了一些应革应兴的事项。但由于未经慈禧同意，朝中和各省的顽固大臣根本不予理睬。
后来，慈禧慑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同意光绪的变法要求，但仍做了严格限制：“不能剪掉头发、改换服饰，不能改变祖宗的规矩。”同时，她对光绪变法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等到出了问题，再出来说话，收拾局面。她的这种态度对光绪帝是很不利的。
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之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顽固大臣串通一气，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请求为他们做主。慈禧立即采取措施，在“定国是诏”发布的第四天，就借用光绪的名义，连下三道“上谕”。
第一道是罢黜翁同龢。这是慈禧为打击变法派而采取的措施。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对光绪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恭亲王死后，他负责沟通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的联系。翁同龢被削职为民，逐出朝廷，就等于剪除了光绪的臂膀。光绪明明知道慈禧此举的用意，却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道是命令凡得二品以上官职者必须到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为抓人事大权而采取的措施，以为她再度垂帘听政做好准备。
第三道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回京供职，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这是慈禧为控制军队而采取的措施。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当时掌握着北洋三军，即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继而又派亲信控制了紫禁城和她所在的颐和园的警卫大权。
这三道“上谕”，实际上是给光绪一个严重警告。但光绪似乎不完全知道他的处境，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防范，其悲剧性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了。
光绪帝的变法班子实在太年轻、太幼稚了。他们以为有皇帝主持，就可以稳获成功。因此，在遇到意外情况下，往往手足无措，不能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早在光绪发布“定国是诏”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采取了反击行动，将光绪的得力助手翁同龢罢免，并调整了军队部署，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这一切并未引起维新派的高度重视，改而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措施，在朝廷大臣中再做细致工作，去分化瓦解顽固势力。如果这时维新派不去急于发布那么多根本无人执行和理睬的条例，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积蓄力量、争取支持的工作上，效果就会好得多。
在慈禧太后调兵包围北京城的时候，光绪帝竟然全不知道，说明这个皇帝耳目多么闭塞。待他从种种迹象看出可能出现事变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
一是在九月十五日清晨，密召杨锐入宫，告诉他宫中发生的异常情况，并问他怎么办？杨锐竟说：“这是陛下家事，应同宗室近亲商议。”维新派杨锐竟把变法大事说成是皇帝家事，连光绪也感到惊讶。光绪无可奈何，只好将预先写好的两道“密诏”交给杨锐，一道给杨锐，另一道要杨锐速转康有为。给康有为的“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如此重要的“密诏”，杨锐竟忘记速交康有为，直到两天后林旭找到，他才想起，托林旭转交康有为，原因是他被这突然事变吓昏了头，连这样重要的事情全忘了。光绪等不到康有为的回音，心急如焚，但不忍心康有为等人束手就擒，就于九月十七日下了一道“上谕”：令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并要他“迅速前往，毋得迁延观望。”康有为不明白光绪的意图，迟迟没有行动。
九月十八日晚，光绪担心康有为不明白他的意图，延误时机，又写了一道“密诏”托林旭转交康有为，上面讲明了让他去上海的原因。林旭先找杨锐商量，杨锐才想起两天前光绪给他的第一道“密诏”。康有为读了这两道“密诏”，才如梦方醒，大哭了一场，便一面做出走准备，一面商议营救皇帝办法。他们派谭嗣同找到袁世凯，劝说袁世凯发兵擒拿荣禄，保卫皇帝。
光绪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表扬了他办事勤奋，练兵认真，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候补。二十日，又暗示袁世凯，让他与荣禄分道扬镳，专门听从皇帝调遣。
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在权衡了光绪和慈禧双方的力量后，当天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大吃一惊，当夜就赶到北京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发了。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慈禧带兵人京，将光绪囚禁起来，又下令捉拿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至此以失败而告终。
光绪做的第一件事，特别是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关心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命运，想方设法让他们免遭不幸，说明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皇帝。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成为那么坚定的保皇派，大概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光绪做的第二件事，显得过于草率了。他对袁世凯并不了解，所有的印象都是从维新派那里听来的，而且在此之前也没有让袁世凯做过什么紧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竟劝他倒戈与慈禧作对，有些太不慎重了。结果，袁世凯告密的第二天，慈禧就发动宫廷政变，从而导致维新变法的彻底失败。
如果光绪谨慎一些，不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大概事情就不会那么糟。因为光绪是慈禧的侄子、外甥和侄女婿，是当时皇族中与慈禧关系最近的人。从慈禧的本身来看，她是个权力狂，也看不惯变法维新，是个顽固的守旧派，但对光绪并无加害之意。光绪企图借用袁世凯的武力先发制人，将慈禧囚禁起来，如果成了当作别论，如果不成，则在道义上势必陷于被动地位。所以，当九月二十一日慈禧指着光绪的鼻子大骂：“你本是旁支，我特意让你继承大统。你四岁进宫，我尽心尽力地调护教诲你，使你长大成人。你成婚以后，我又让你亲政。我问你：我哪里对不起你？今天，你竟要包围颐和园，将我废掉，你简直连禽兽还不如啊！”直骂得光绪哑口无言，面如土色。所以，光绪不仅在政治上失败了，在道义上也失败了，只留下那颗变法图强的火热心肠让后人去惋惜、叹息。
如果光绪能像汉武帝那样，在太后废掉新政、逮杀主持新政的大臣之后，还能隐忍一下，等待时机成熟再东山再起，大概就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了。急于求成而反遭失败，是光绪留给后世的最大教训。
弃官设馆“芝佛院” 受尽迫害归黄泉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这是我国明代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李贽冤死在狱中的绝命诗。他面对迫害，仍以“志士”、“勇士”自勉，发出不死何待、早归黄泉的铮铮誓言。
李贽，号卓吾；又号笃吾、温陵居士、宏父居士、思斋居士、龙湖叟，明朝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为了谋生，未参加会试。三十岁时到河南辉县当教谕，过了五年，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到职后数月，便因父亲去世，回家奔丧。时逢倭寇肆虐，他在路上昼伏夜行，回家后，又登城守卫。由于战争关系，粮食短缺，全家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丧服期满，他便携带家眷到了北京。
嘉靖四十三年，李贽就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但不久，祖父又死了，他便将妻子黄氏和三个女儿安排到辉县居住，买田耕作以自给，自己回乡奔丧。不料，这年河南闹灾荒，二女、三女相继饿死。李贽在家住了三年，回到辉县的当夜，与妻子对坐灯下，共诉往事，如同一场恶梦。
嘉靖四十五年，李贽在北京补礼部司务，开始接触和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李贽的思想本来是实事求是的，反对宗教，反对道学。王阳明的学说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反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李贽要反对的是朱熹，因此同情王阳明。首先他认为朱熹不是老师，这是他憎恶道学先生意识的表现。其次，李贽对于王阳明的才能是佩服的。其三，王阳明的学说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既直观，人人可以用直观认识真理。王阳明学说的好处，是承认人们的智慧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和他的门人都说：“满街都是圣人”。李贽是赞同这种见解的。他认为人的智慧，产生于人的自然德性。但是王阳明的学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李贽却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他仍然不受王阳明学说的拘束。
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1570～1577年)，他在南京担任刑部员外郎，常与长官意见不合。那些人都是道学家，李贽与他们接触向他们请示，听他们命令，感到生活不自在，非常痛苦。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感到当地社会矛盾的尖锐，是由于“上官严刻”，便提出对于“边方杂夷”要宽法缓征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因此触犯了上级。
李贽为官二十余年，经常触犯仗权恃势的官僚，同一味坚持儒家教条的道学家，也格格不入。他说：“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所以他厌倦官场生活。李贽在姚安知府任内，政绩不错，巡按云南的御史刘维要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以便加恩晋级。但他坚决反对，认为那样做是“旷官”、“贪荣”、“钓名”，便于任满前两个月提出辞职。由于李贽为官清廉，临走时，“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夹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就这样，李贽离开了姚安，由滇人川，经过三峡，饱览瞿塘、滟滪的风光，顺流而下，直奔湖北黄安，从此结束了他二十五年的仕宦途程。
李贽离开宦游生涯，于万历九年春来到黄安，住在好友耿定理那里，一面教授耿家子弟，一面过着隐居著述的生活。但不久，耿定理去世，他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不合，甚至“渐恶之”，两人无法共处，便将家眷送回原籍，自己搬到离麻城三十里的龙潭湖芝佛院居住，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历程。
龙潭湖在群山环抱之中，从外界来这里不便，环境十分幽静，是读书著述的好地方。但是，李贽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他把多年积压在胸中的愤懑，都想在自己的著作中倾泄出来。他厌倦那些道学气味很浓的俗儒，对欺世盗名的假道学，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因而他经常受到反动官僚和理学家的种种迫害，从造谣、中伤以至围攻，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李贽屈服。相反，他“只知进就，不知退去”，更加勇猛地进仃斗争。
万历十六年夏，李贽搬进芝佛院前夕，在维摩庵时，就把头发剃去，但却留着长长的胡须，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骇俗的举动。李贽为什么要落发？他真的从此要当和尚吗？不是的，“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问其原因，李贽说得很明白：
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指头发)耳，又何惜此种种而不以成此名呢？
李贽的朋友刘东星也说李贽“虽弃发，盖有为也。”李贽虽出家而又食肉，住进了佛堂而又不认祖师。这都清楚地表明，李贽的落发并不是要真正皈依佛教，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是要公开以“异端”的身份出现。
李贽在几位好友支持下于芝佛院开馆讲学。他反对明代科举制度，反对儒家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对“重男轻女”，所以他反对书院仅仅招收男学生，主张要招收女学生。他在麻城讲学，“从者几千、万人”。在教育内容上，他反对以《四书》、《五经》为“定本”，主张以“当下百姓日用之道”教人，以“穿衣吃饭”之道教人，就是教人面向现实生活。因此，他身为师长，却亲自扫地、洗衣，使他的弟子们都抢着清扫庭院，过着与儒家道学书斋完全不同的学习生活。人们深知李贽学问渊博，学馆又是另一种景象，纷纷前来求学，使小小的学馆坐得满满的，其中竟有近一半的女学生。敢于和女子来往，收一些女子作弟子，这也是同封建礼教的一种宣战。他还不顾社会的非议，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奉，这并没有什么违道之事，而是这位寡妇“老年嫠身”，“子女俱无”，值得同情而已。这件事，被理学家添油加醋地造了许多谣言，说李贽“曾率众僧人一嫠妇一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薄之羞”，斥为“异端”。对这种流言，李贽回答说：“氏既初终如一，敬礼不废，我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禅机之有，而以见南子事相证也。”他心里无邪，毫不畏惧。
李贽有时还用书信的方式和一些女子进行道义的探讨和学问的研究，他和大同巡抚梅国桢的女儿梅澹然通过书信探讨佛理。
《焚书》中的《夏梅澹然大士》、《观音问》等，就是写给梅澹然的。
这一切，在顽固维护封建礼教的理学家们看来，怎么不是“异端”呢？因此，他们向李贽进行围攻，诬蔑李贽“宣淫败俗”，攻击李贽是“左道惑众”。并且直接写信给李贽，一方面进行恫吓和威胁；一方面胡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妄图用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约束李贽言行。
但是，李贽并不为他们的诬蔑、攻击、威胁所动摇，他针锋相对地写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在这篇文章中，李贽反对以性别作为区分见识长短的标志，提出了女子和男子在才智上没有差别的观点，并举出历史上的事例，说明女子一样能参政治国，写诗作文，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妇女见识短的话，那也是由于把她们禁锢在“闺阁之中”，不让她们走出家门所造成的。罪恶的根源还是在封建礼教。这些见解也有力地回击了对他的诽谤、诬蔑和造谣中伤的封建卫道士。
李贽为了表示与儒家道学坚决“对敌”，他专心于评点儒的经典著作为历史上受冤屈的人物“辨雪”，伸张正义。历代儒家学者对研究经、史，只是“解”、“释”、“注”不敢“评”，更不敢“批”。李贽却以批判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显示了独特的见解。《史纲评要》是他读史笔记，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是一部传记体的史书，也是研究李贽历史观的材料。它以编年史体例，论述了诬蔑为“千古罪人”的秦始皇，赞扬他为“混一诸侯”的“千古一帝”；它称赞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是“首创”，并把陈胜与历代帝王并列。因此，《史纳评要》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有褒贬，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充分反映了李贽反封建传统势力的精神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李贽在龙潭湖居住一段时间以后，麻城地方的恶势力凶相毕露，勾结封建官吏策划一次对他的更大迫害。他们以所谓“维持风化”为名，“逐游僧毁淫寺”，对李贽进行驱逐迫害。万历二十八年，冯应京任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他决定捣毁龙湖寺，把李贽门人置之于法。李贽事先得到消息，由杨定见设法把他藏起来，麻城地方官下令查杨定见家。
这时，李贽在友人的帮助下避难于河南商城县黄蘖山中，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龙湖。李贽走后，芝佛院被拆了，塔也被烧了。
这年冬天，马经纶听到李贽被逐的消息后，不顾数千里之遥，冒雪从北通州(今北京通县)赶到黄蘖山中，陪侍李贽。马经纶，字主一，又字诚所，顺天通州人。万历进士，除肥城知具，后为御史。因神宗朱翊钧把北京、南京几十个给事中、御史等言官无理免职、贬官、罚俸，九卿大臣上疏申救也受到处分。马经纶对此极为愤怒，上疏神宗，指责他斥逐南北京官，罚俸停职的荒谬，并指责神宗“不敬天”、“不敬祖”、“不勤政”、“去邪不决，任贤不笃”、“好货成癖，御下少恩”，言辞极为激烈。从马经纶的上疏，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品德，特别是他敢于那样直言进谏，打抱不平，这是难能可贵的。结果引起神宗大怒，贬三秩，出之外。后又因工部都给事中林熙春等上疏为他说情，神宗又追怒到马经纶，把他贬斥为民。
马经纶听到李贽受了迫害，立即冒雪赶到黄蘖山中，正是他被斥为民之时。到黄蘖山中后，他与李贽一起学习《周易》，以待春暖再一同启程回通州。
万历二十九年初，马经纶为李贽被逐事，愤怒地写了《与当道书》，为李贽伸冤辩护：
顾卓吾儒老，其托迹禅林，殆若古人之逃于酒，隐于钓；其寄居麻城，亦若李太白之流寓山东，邵尧夫、司马君实之流寓洛阳。古人得遂其高于流寓，至今后人载之邑乘，以为地重；绘之图画，以为世荣。而卓吾不能安其身于麻城，闻檄被驱，狼狈以避。虽然以黄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谓以礼致仕与见任官同者，而地主独不相容。虽以七十五岁风烛残年，孔大圣人所谓老者安之，而顾毁其庐，逐其人，并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头之塔，忍令死于葬所而不顾，此岂古今之势异哉！
并又指出：
彼盖借宣淫之名，以丑诋其一乡显贵之族，又借逐僧毁寺之名，以实其宣淫之事。于是贿众狂吠，若以为公论公恶焉耳。此其机械诚深，而其用心亦太劳矣。
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权势者和道学家们以“惑世”、“宣淫”的罪名对李贽的诬蔑。
李贽到通州后，除了不时会见老友和一些客人外，就集中力量修改他以前所写并已经刻印的《易因》，并根据马经纶的意见，定名为《九正易因》，这是李贽的最后一部著作。李贽带病完成《九正易因》后，身体愈来愈坏，他感到自己的来日不多了，便特草《遗言》：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宽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予心之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巾单总盖上下，而裹脚布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目：“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我们读了这篇《遗言》，可以看出李贽确乎是视死如归。
李贽写《遗言》时，原想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落在好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他一生坎坷，横遭诽谤与迫害，若最终能死在朋友身边，这对极重友情的李贽来说，也就心满意足了。
魏忠贤阉党作乱 赵南星壮志难酬
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明直隶高邑人(今河北高邑)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少年时代的赵南星立志长大后，“以文章妙天下”，学习刻苦，知识渊博，到他家中问字者、求教者络绎不绝。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赵南星考中举人；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成进士，步入仕途。历任神宗朝汝宁府(今河南汝南)推官、户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光宗、熹宗朝太常少卿、右通政、太常卿、工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
明后期皇帝昏庸，权贵、勋戚、宦官专权乱政，世风日下，政事日非，赵南星心忧如焚，为挽救明王朝于危难之中，他和一班正直派官员一道，上疏直言政事之得失，裁抑奸邪小人，慨然以肃清吏治为己任，同黑暗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黑暗势力的强大，赵南星在宦海中屡遭排挤和打击，“始以谣啄去位，终而流离戍死”，弄得家破人亡，受尽了人间的冤屈。
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功不可没。但是，当大权在握之时，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也存在着许多缺点。譬如，为了向他讨好，文武官吏多有“极意卑谄”之举。对此，他都不加考虑地予以接受；反之，对一些不肯对之奴颜卑骨、曲意奉迎的官吏，他便滥用权力，肆意打击。赵南星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万历十年，张居正卧病，“朝士遍走群望”，送财送礼，为其祈福，时为户部主事的赵南星十分看不惯，于是约合顾宪成、姜士昌等二三正直之士决不随波逐流，“戒勿往”。并作纪事诗表示自己的不满，诗曰：“二竖能忧国千官，为祝年传播人口。”赵南星这种不依附权贵、刚直不阿的个性，伴随着他的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改变过。
万历十七年十月，赵南星被任命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他目睹“士习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遂上《剖露良心疏》，向皇帝直言陈诉天下四大害，疏中说：吏部尚书杨巍致仕，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其位，为阻挠声望颇高的户部尚书宋纁任吏部，便连续上疏排挤；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谋吏、兵二部侍郎之职，到处钻营。大臣如此，何以约束小臣，是谓“干进之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等正直之臣相继被攻去位，独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还在职，而少詹事黄洪宪，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等人仍不放过，连疏诋诬。正人不容，小人得志，是谓“倾危之害”。州县长官选授轻率，部寺之官很快就能升为郡守之职，不问才德；而巡抚、巡按御史等对地方官贪赃有据者，也不深究，概只降调。这些名义上说是为了爱惜人才，殊不知此乃爱惜不才之人，致使吏治日坏，民生日苦，是谓“州县之害”。乡绅之权大于郡守县令，横行无忌，莫敢谁何。如渭南(今属陕西)知县张栋，治行无双，因裁抑乡绅，被攻不得提升，是谓“乡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身为中下级官员的赵南星，直言政事之弊，希望能改良政治，为国为民之良苦用心，理当嘉勉。然而，由于赵南星疏中矛头直指执政之人，所抨击者皆为权臣之私党，因此奏疏一上，即遭到攻击。一惯依附于权臣的吏科都给事中陈与郊指使给事中李春开连续三次上疏以越位奏事，破坏朝廷之规，所言不实为由，攻讦赵南星。在执政权臣的操持下，神宗只发下了李春开之疏，而留赵南星之疏不发，南星几遭贬斥。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等见此，大为不平，遂分别上书驳斥李春开，弹劾吴时来、詹仰庇、黄洪宪等人，为赵南星主持公道。这样才多少压了压邪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但是，来自邪恶势力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上层的压力仍然很大，使赵南星心力交瘁，不得已，他只好以身体不适为由，被迫辞去了官职。
赵南星辞职后不久，即在正直派官员的大力引荐下，被重新起用为吏部考功郎中。万历二十一年是京察之期。京察即考核京官，六年一次，以巳、亥之岁举行，负责其事者为吏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史，另由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及都察院的河南道监察御史协助进行。京察中，京官四品以上自陈述职报告，由皇帝决定去留；五品以下由主管考核的官吏按其政绩分成升迁、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等等级，呈报皇帝批复。大臣去留既定，如果留任者有秽迹而在京察中没有被发现，则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可以纠劾，谓之“拾遗”。主持是年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钱、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员，其中赵南星尤其著名。他们决心通过这次考核来提拔贤能、降黜邪恶，使吏治有所澄清。
京察工作一开始，赵南星即昼夜静坐案前，对京官一个个精心参酌，至有昆虫在耳际吐丝成茧仍浑然不觉。在援笔注考时，他根据“严于要津，而宽于散秩”的原则，和孙钱等一起“秉公澄汰，无所徇私”。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钱之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而两人因有不妥之处，皆被斥黜。此外，依附权贵，胡作非为，为公论所不容的官吏也被尽行罢黜，连大学士赵志皋之弟亦在其中，一时朝野为之称快。当时，王锡爵刚以首辅的身份还朝执政，而他的追随者亦在“黜中”。这使王锡爵等阁臣十分恼火。恰好此时有言官拾遗庶僚，吏部稽勋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廷及主事袁黄被劾，而孙钱认为虞淳熙“安贫好学”，杨于廷有才且立有功劳，主张只黜袁黄，保留虞淳熙及杨于廷。于是“附权献谄”的刑科给事中刘道隆遂按王锡爵等人的意图，上疏攻击吏部诸臣，说赵南星复留淳熙、孙泷调淳熙于吏部为非法。王锡爵见到刘道隆的奏疏，如获至宝，遂矫旨切责孙泷、赵南星等人专权结党。孙钱上疏相争，不肯认罪。在王锡爵等人的操持下，明神宗下旨将孙钱给以罚俸处理，赵南星降三级，调往地方另行任用。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等相继讼言，为赵南星鸣冤，并揭露王锡爵排斥异己、专权恣肆的恶劣行径。王锡爵岂肯罢休！于是转弯抹角地激神宗发怒，使孙钱被罢官，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陈泰来、于孔兼等也皆被降调。一时朝中正直之臣几乎被摈斥一空。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是明神宗在位时邪正两派斗争过程中的重要一幕，由于邪恶派掌握了朝中大权，赵南星等正直派大臣大都含冤被斥，明代后期的吏治遂更加腐败不堪。
被冤屈而削籍为民的赵南星，并没有就此消沉，就此沉默，他在家乡著书立说、聚众讲学，并与遭到和自己差不多命运的无锡顾宪成、吉水邹元标等互通声气，和还在朝中的一些正直派官吏遥相应和，决意发挥自己作为士大夫的特殊功能，学以致用，掀起舆论，来影响政府。所以，赵南星里居后，名声更大，朝廷内外，皆称誉他和顾宪成、邹元标为“三君”。对此，当权的邪恶派却恨之入骨，因此，虽然中外要求重新起用赵南星的呼声很高，但最终是毫无结果。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奉遗旨”起用神宗时被废斥的正直派大臣，里居二十八年的赵南星又得重新返回朝廷，先为太常少卿，不久，又改为右通政，进太常卿，升为工部右侍郎。
光宗执政月余，又死，其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熹宗上台后，赵南星被擢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作为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赵南星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他决心以整肃吏治为己任，干出一番事业。
天启三年(1623年)，赵南星又一次与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主持京察。这次，他首先将在神宗朝结党乱政，被时人目为“四凶”的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邪派人物评为“不谨”；其他所澄汰者，一如任吏部考功郎中时参与的京察所为。此次京察，打击了邪恶派势力，得到了舆论的普遍赞扬，开了正直派整肃吏治的先河。
都察院属下的巡按御史，分发各地，考核吏治、举劾官员，责任尤重。巡按御史的贤能和正直与否，直接影响到吏治的清浊。赵南星鉴于当时的巡按御史多玩忽职守、重情面爱钱财，贪赃枉法，举劾多不符合实际，甚至“贪者”被说成“廉于伯夷”，“酷者”被说成“惠于子产”等腐败现象，多次上疏要求“申明宪职”，以后凡是巡按御史“差满”，要将所举劾之人，令河南道御史重新仔细复核，复核结果与事实相符，该御史方为称职，否则即以不称职论处，以求巡按御史们“惕然猛省，共图百姓之发”。明熹宗接到他的奏疏，甚为称赞。然而，疏上以后，浙江巡按御史张素、陕西高弘图、山西徐杨先、宣大李思启、河南刘大受等仍我行我素，举荐不实，对此赵南星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弹劾，使他们分别受到了处分。至此，巡按御史始知畏法。
天启三年底，赵南星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后，进一步扶正抑邪，消除腐败，竭力改良铨政，使明朝后期的吏治在一段时间内焕然一新。
是时，官吏专于交际应酬，结党营私，而无人人衙署办事，致使人浮于事，上令不得下达，下情不得上通，对此，赵南星力请革除其弊，要求各级官吏尽忠职守，并带领所属官吏清晨人署以为表率。
是时，人务奔竞，苞苴姿行，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尤其横行无忌。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每每外出，总是被这些人截于半道，为人求官、为己求职，不得则加以辱骂，或者上疏攻击使之去位。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经常使员外郎惶惶不安，历任吏部尚书也只是叹息而无可奈何。赵南星就是不信这个邪！他接任吏部尚书后，即明文饬令诸司不得徇情请托，如有要挟求官的勾当，立即公布其劣行，予以弹劾。有给事中为子求盐运司之职，赵南星得知后，即将该给事中调出朝廷，其子贬往王府任职。知县石三畏贪赃枉法，却凭贿赂和依附权贵将获提升。赵南星了解后，坚决不批，并将石三畏贬往王府。赵南星这种敢作敢为、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作风，使言官们大为惊骇，从此不敢胡作非为。
是时，宦官魏忠贤结纳熹宗乳母客氏，窃踞了司礼监秉笔太监、掌东厂事等要职，权势煊赫。一些失势的邪恶派也相继投靠了他，渐渐结成了一个被称为“阉党”的腐朽的政治集团。魏忠贤为了增强实力，减少专权途中的阻力，极想拉拢赵南星入伙。一日，他遣弟子傅应星出面，介绍一中书带着厚礼求见赵南星，赵南星早就对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没有料到魏忠贤居然对自己也存有不良之心，十分恼火，对傅应星等理都不理，就厌烦地挥手令其离去。后来赵南星在弘政门议事时碰到了魏忠贤，又严肃地对他说：“主上年幼，我辈内外臣子理应各自努力为善，岂能带头败坏朝纲？！”魏忠贤哑口无言，十分尴尬，又气又恨。大学士魏广微是赵南星老友魏允贞之子，赵南星对魏广微一如己子。但自从魏广微结纳魏忠贤，助纣为虐后，赵南星对其十分鄙视。魏广微当上内阁首辅后，曾三次登门求见，均被赵南星拒之于门外。赵南星还经常叹息说：“允贞真是白养了这个儿子！”魏广微因为颜面尽失，对赵南星恨之入骨。从此，魏广微和魏忠贤经常在一起痛骂赵南星，决意寻机整治赵南星。
在抑制邪恶的同时，赵南星又将一大批正直的东林党人，如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王之柬等提拔上来，布之要津，形成了正直派官吏掌握相当一部分朝政、“东林方盛”的局面，天启初年的吏治大为改观。
赵南星的公正刚直，大大触痛了邪恶势力，为他以后遭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残酷迫害，惨遭奇冤埋下了伏笔。
天启四年六月一日，左副都御史杨涟出于对魏忠贤集团紊乱朝政的愤怒，上疏揭露了他二十四大罪状，对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弹劾。然而，在客氏的花言巧语之下，熹宗反而安尉魏忠贤而严厉斥责杨涟。由于熹宗的昏庸，魏忠贤逐步垄断了朝政。随之，魏忠贤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不断将正直派大臣逐出朝廷。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赵南星等人并没有畏惧，仍继续坚持着斗争。
同年八月，新上任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著名的东林党人高攀龙经过周密调查，得知御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江苏扬州市)期间受贿枉法，包庇地方大奸大恶及不肖官吏，且透支一万四千两库银的劣迹，当即上疏弹劾。疏下吏部，吏部尚书赵南星请旨将崔呈秀革职遗戍。崔吴秀惊恐万状，连夜拜倒在魏忠贤门下，痛哭流涕，乞为义子，并对魏忠贤说：“不把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赶出朝廷，我两人定死无疑。”魏忠贤大以为然，遂把崔呈秀当作“腹心”，共谋策划倾覆赵南星等人。恰好此时山西缺巡抚，河南布政使郭尚友谋求此职。赵南星认为郭尚友不合适，于是推荐了有清望的太常卿谢应祥，得到熹宗的同意。然而，批准谢应祥为山西巡抚的谕旨刚刚下达，首辅魏广微就指使御史陈九畴上疏弹劾，疏中无中生有地说谢应祥之所以能升为巡抚，是因为他曾是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的老师，是魏大中交通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而得以推用的；谢应祥、魏大中、夏嘉遇等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当罢斥。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罪，遂上疏相争，同时揭露陈九畴依附权势，诬陷打击正人的恶劣行径。陈九畴于是再次上疏诋毁大中、嘉遇。熹宗下旨，将三人之疏全部下发，由部院大臣会议辨明是非。赵南星、高攀龙等皆力言谢应祥是以人望而被推举的，魏大中、夏嘉遇根本没有徇私舞弊，陈九畴妄言不可听。由于赵南星等力主公道，魏、夏二人即将获胜。魏忠贤得知后，大为恼怒，于是矫旨罢黜了魏大中和夏嘉遇，为了蒙蔽舆论，也罢黜了陈九畴，同时斥责赵南星等阴谋结党。赵南星看到是非被如此颠倒，非常气愤，上疏请求辞职。魏忠贤于是再次矫旨切责赵南星，并解除了赵南星的官职。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又寻找借口，相继罢斥了赵南星在位时提拔的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陈于廷等正直派大臣，并陆续将赵南星在位时所摈弃的邪派人物置之要地。至此，小人竞进，天下大权尽归魏忠贤所有。
被赵南星等裁抑的新、老邪恶派势力在魏忠贤的提携下纷纷重登高位后，便和魏忠贤抱成一团，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他们把赵南星视为正直派东林党的“元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魏忠贤的导演下，阉党走卒、御史张讷首先跳了出来，上疏弹劾赵南星“十大罪”，并劾曾受到赵南星秉公提拔的邹维琏、程国祥、夏嘉遇及王允成等人。赵南星等人被削籍为民。继之，魏忠贤又令其党羽再次弹劾赵南星“私党”，又一批正直派官吏被贬黜。天启五年三月，阉党爪牙又炮制假供词，诬栽赵南星有“受贿”等罪行。赵南星受到抚按的传讯。负责审讯的巡抚是郭尚友、巡按为马逢皋，都是赵南星曾经裁抑之人，因此，审讯时的情景可想而知。赵南星在巡抚衙门受到了极端的侮辱；其子赵清衡、外孙王钟庞不仅遭到了衙役的残酷鞭打，而且还被悬空捆吊于衙署前广场以示众，观者莫不痛心落泪。审讯结束后，抚按又责令赵南星即日内交出“赃银”一万五千两。这是无耻的报复！这是天大的冤屈！可怜赵南星一生为官清廉，家无什物，不得已变卖六世留下的产业，也只凑足了十分之一，后赖亲朋好友慷慨相助，才勉强交齐了全部“赃银”。
阉党对削籍为民、倾家荡产的赵南星仍不肯放过。不久，魏忠贤等又矫旨将赵南星遣戍到代州(今山西代县)，其子清衡遣戍到庄浪(今属甘肃)、外孙钟庞遣戍到永昌(今云南保山)。这无疑是在伤口上加盐！赵南星的嫡母冯氏、生母李氏，因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哀恸而卒；年仅七岁的孙子也因倍受惊吓而亡。一生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赵南星，面对这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欲哭无泪，心中默默地承受着这巨大的痛苦和打击。至戍所，他仍处之怡然，因为他坚信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他要珍重自己，要看到这一天。
天启七年八月，昏庸的明熹宗病死，其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登极后即下诏赦还赵南星，但阉党党羽、山西巡抚牟志夔故意拖延时间，使年老体弱的赵南星病死于戍所，终年七十七岁。十一月，明思宗终于决定向作恶多端、人人可得而诛之的魏忠贤及其阉党开刀了。魏忠贤、崔呈秀等先后畏罪自杀，客氏也被处死，其他党羽也相继受到了严惩。崇祯元年(1628年)，思宗皇帝追赠赵南星为太子太保，谥号“忠毅”，以表彰他生前尽忠为国、刚毅果敢的高风亮节。赵南星可以安息于九泉了！
千辛万苦不畏艰难 心诚志坚始得真经
唐玄奘姓陈，名祎，生活在唐初太祖、太宗年间。通常，人们称他为三藏法师，俗称唐僧。
玄奘苦心钻研佛学、遍访国内名师，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已翻译过来的佛经中有很多错误，且所说纷纭，难得定论。为此，他宾思苦想，终于决定到天竺(今印度半岛)佛教的发祥地去学习、探索，并取得《十七地论》经回来解释人们的疑惑。
唐初政权刚刚建立，各项制度尚不完备，而且与西部地区突厥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玄奘虽一再申请出境西去，但均未获准。在此期间，他学习了梵文，了解了西域、天竺的风俗，充分考虑了可能遇到的种种苦难，做好了西去的一切准备。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私下里跟着一些商人悄悄地从长安出发，经过秦州(今甘肃天水县)、兰州，到达当时的西部边陲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县)。在凉州，玄奘的行踪被官府发现，凉州都督李大亮勒令他返回长安。此时，幸遇当地佛教领袖慧威，暗中派慧琳和道整两徒弟护送，继续西行。玄奘一行不敢公开在路上走，只得昼伏夜行。当他们到达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时，瓜州刺史孤达听说有法师来此，非常高兴，盛情相待。此时，玄奘骑的马已经倒毙，而前面尚有深不可渡的瓠芦河，有兀立的五个烽，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无奈，玄奘只得停留一下。可就在此时，却来了凉州通缉他的公文，瓜州州吏李昌是个“崇信之士”，就揣着缉拿玄奘的文书来找玄奘，问他是不是要抓的那个玄奘，李昌说：“您必须说实话，如果您真的是，我愿给您出主意想办法。”交谈中，李昌为玄奘立志求经、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动，当面撕毁公文，催促玄奘快出关西行。
再次上路不久，跟随玄奘的两个小僧先后离开。不久，玄奘又遇到当地一名叫石槃陀的胡人。石粲陀自告奋勇，愿意做玄奘的向导，还引一位老夫来见玄奘。老夫很钦佩玄奘不畏艰辛的精神，他提醒玄奘前面还有千难万险，可玄奘坚定地表示：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也不后悔！老夫激动之下，将一匹曾经往返伊吾国十五次的老马赠给玄奘。玄奘和石槃陀，借着夜幕的掩护混出了玉门关。
出了玉门关，两人都累了，就在草丛里歇下了。歇了一会儿，玄奘似睡未睡，忽见石檠陀拔刀而起，慢慢逼进玄奘，转而又退了回去。玄奘怀疑他起了异心，就起身端坐诵经，石槃陀重又躺下睡去。待第二天天亮，石檠陀说：“前面的路途还很长很险，一路上无水无草，只有五烽下有点水，必须夜间去才能偷来，但一旦被发现，必死无疑。依我看，往前走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收拾行装，早早返家，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玄奘知道他打退堂鼓了，就随他去了。从此，玄奘只身在沙漠里行走。沙海浩浩，一望无际，哪有路径可循呀！唯有随着一堆堆骸骨和一团团驼马粪便的踪迹前进。就这样，他走了80多里，来到了第一座烽火台下。为不被发现，他藏在沙沟之中，待天黑后才走。转到烽火台的西侧，忽见一汪泉水出现在眼前，他牵着马下去喝水，突然间一箭射来，差点射着膝盖。玄奘急忙向烽火台下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和尚，请你们不要射箭！”并牵着马向烽火台走去。唐朝边官弄清了他的来历后，都很钦佩，送他过了烽火台。当夜他到了第四烽，校尉王伯陇还留他住了一夜，又送他一大皮囊水和马料、干粮等。并告诉他，第五烽上的校尉是个粗暴的人，最好绕道而行，去野马泉取水，再往西行。
玄奘在罕有人迹的戈壁滩上走了一百多里后迷路了，而且不慎又将皮囊掉在地上洒掉了水，遇此困境，他记起自己曾立下誓言，又毅然继续向西。这样走了五天，滴水未进，终因舌焦腹饥昏倒在沙漠中。半夜，又被荒漠中的凉风吹醒，他强打精神又继续前进。走出几里后，那匹老马忽然拼命跑起来；原来，不远处有一片绿洲和泉水，他们喝了个痛快。有了生命的活力。
出了大沙漠，经伊吾国(今新疆哈密县西四堡)来到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国国王麴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热情地把玄奘迎进王城，盛情予以款待。他为法师的惊人之举，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希望玄奘留下来，但玄奘志在西行。他又假意要送玄奘回大唐，玄奘则用绝食来感化他。麴文泰只得答应放玄奘西行，两人还结拜为兄弟，玄奘应邀又停留一个月讲授佛经。行前，文泰送给他许多衣物、食品、马匹，还开了路条，让沿途各国国王给玄奘西行以方便。
此后，玄奘又与风暴搏斗了七天七夜，翻雪山，过险关，终于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夏末，到达此次西行的目的地北印度。在那里，他受到隆重的欢迎。从离开长安那天起到此时，玄奘艰辛跋涉，历时接近一年。在印度他停留了17年，进行取经、学法及授业讲课。贞观十九年(公元646年)，玄奘返回长安。
自唐以来，有《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西游记》等传世之作，都是以玄奘西天取经为蓝本而创作的，玄奘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美德，一直被人们所称道。
公孙互惠互利 张仪两面三刀
战国时期，秦国王族中有一位名叫公孙消的将军，曾屡次带兵打仗，也建有功勋，然而，官职却难以升迁。原来，他被秦王的生母皇太后所嫌恶。
公孙消也记不起自己是如何得罪了皇太后的，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托人去打听，可就是得不出个道道来。有时急了，他甚至瞅准机会公开去献殷勤，也仍然摆脱不了皇太后厌恶他的阴影。公孙消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名叫献则的策士早已发觉了公孙消与皇太后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他对公孙消说：“将军，我有一计可免你忧虑，不知您愿不愿听。”
“先生有话尽管讲出，别跟我绕圈子了。”公孙消是个武将，加之近来窝了一肚子火，也就直着嗓子回答献则的话。
献则说：“现在，皇太后的亲弟弟华阳君正在周天子身边做个小官，很不得志，太后为此十分忧虑不安。碍于华阳君是自己的亲弟弟，又难以启齿向周提起此事。邵在，你以秦王族的身份向周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任华阳君为相，这样，皇太后就会十分感激你，消除对你的偏见，你的官职升迁问题，也就会自然解决了。将军何不去试一试呢？”
公孙消听了献则的话，就开始依计行事，向周施加压力，果然使华阳君在周得到了重用。皇太后对公孙消顿时刮目相待，常在秦王面前说公孙消的好话。公孙消自此官运亨通，步步高升起来。
战国时期，策士张仪可算得上是一个周游列国、左右时局的人物，在他客居楚国期间，开始楚怀王对他十分信任，但过了不久，他发现怀王对他态度有所冷漠、疏远，甚至从侍从的口中也可以听到对他的不满之声。张仪为此十分苦恼。
一天，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求立即见楚怀王。
“先生找我，不知又有何高见啊？请赐教。”楚怀王见张仪又来噜苏，心里老大不快地说。
“我在楚国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请求北见晋君。”张仪说。
“好，好，先生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寡人是无权干涉的。”楚王巴不得张仪快点离开楚国哩，嫌他难缠。
“附带问一句，”张仪刚要转身，“大王您还需要魏国的什么东西吗？如果需要，我将从那里带些回来敬奉大王。”
“宝石、黄金以及象牙等等，都是我楚国所产。寡人无求于魏国。”
“那么，大王你又不好色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请先生明讲。”
“大王，您忘啦，郑、周、魏等中原之地的女子，容貌姣嫩，常使人误以为天女下凡哪！”张仪说得有声有色，两眼放光。
楚怀王也听得坐不住了，但还是强忍着不紧不慢地说：“我荆楚之地，乃僻陋之国也。中原女子如此之美，我也只是听说过而已，但却从来没有亲眼目睹呀。”说着，又故意停顿了一下，说：“张先生既然路过魏国，那就请先生费心……”
张仪一听，连忙接过话茬：“大王您尽管放心好了。”
于是，楚怀王就给了许多珠玉作为资金，让张仪为他到魏国选美。
张仪怀揣珠宝，离开楚王，但没有立马离开楚国，而是有意在宫廷内外放风，把楚怀王让他到魏国选美的事给兜了出去。
王后南后和宠姬郑袖听到这一消息后，都十分惊恐，预感到未来形势将对她们大大不利。于是，两人都派人向张仪赠送大量黄金。名义上讲是给张仪作为行旅之用，实际上是作为阻止魏美人人楚的酬报。
张仪两边受益，囊中鼓胀，好不惬意！
为了不负南后、郑袖重托，张仪在向怀王辞行时，请求怀王能赐以酒宴，为他饯行。对怀王说：“大王，当今之世，战火不断，来往艰难，我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您，望大王能不吝赐酒。”
“那还不容易。只是希望先生能帮我把事情办好。”怀王十分爽气地答应了张仪的要求。
席间，酒至半酣，张仪再拜而请曰：“这里再没有其他人了，愿大王召所爱之女侍酒。”
楚怀王同意了张仪的请求，传令南后、郑袖前来佐酒。
南后和郑袖打扮得花枝招展，浓装艳抹，早已静后在后厅，盼着这一刻的到来。因为，她们早已同张仪约定好了。
张仪一见南后和郑袖款款走来，故作惊讶地大赞一声：“如此佳人！”说着，急忙离席，俯下拜倒在怀王面前，说：“仪有死罪于大王。”
楚王也被张仪的失常举动吓了一跳，忙问：“先生莫非饮酒过量了？此番讲话是何意思？”
张仪直起腰来对楚王说：“我走南闯北，周游列国，还从未见过像大王身边如此貌美的佳丽。小人前番所言到赵魏一带为大王选美人，实有欺王之罪也。”
听到张仪对自己的后妃宠姬如此夸赞，怀王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哩，哪里还会生气？忙安慰张仪：“先生不必介意。我本来就认为天下再没有像她俩这般貌美的了。”说着说着，又色迷迷地把南后和郑袖看一眼。
南后和郑袖站在一旁，更是欣悦不已，时而故作娇羞之态。她们都在心里感谢张仪，觉得张仪太了不起了。当下，四人一同喝酒不提。
自此后，南后和郑袖更是轮番在楚怀王面前大讲张仪的好话，在宫廷中，更不允许别人对张仪有半点微词。而南后和郑袖也越发受到怀王的宠幸了。
投石问路路不明 故作重病病乃假
曹操去世后，他的儿子曹丕废了汉献帝而自立为帝，建立了魏国。曾经为曹操出谋划策的司马懿，此时也帮着曹丕料理军政大务，带兵东征西讨，为曹魏政权立下了赫赫功劳。曹丕传位给太子曹叡时，司马懿又被任命为辅佐大臣。司马懿博学多闻，有雄才大略，从心眼里瞧不起出身低微的曹氏父子，于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培植亲信，伺机夺权。
等到曹叡去世后司马懿、曹爽又奉遗命辅佐曹叡王之子，曹爽一心想独揽曹魏大权，所以，他根本不把魏少帝曹芳——他的这个侄儿放在眼里。这一来，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就日益明显，因为司马懿也一心想代曹自立。曹爽觉得，应该先搬掉这块绊脚石；司马懿也在积极思考着杀死曹爽的计谋。还是司马懿老辣，他索性继续采用当年对付曹操的方法：装病，并且是装成患了风瘫病，再也不能上朝了。
曹爽见司马懿病魔缠身，暗自窃喜，朝中大权，一人独揽。但他对司马懿这只老狐狸捉摸不透，害怕他是诈病，想方设法要探听出个虚实。
刚巧，河南尹李胜调任为荆州刺史，临行前，奉曹爽之命到司马懿府中道别，趁机让他暗中观察一下司马懿的病情。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将李胜迎了进去，彼此寒暄一番，分宾主坐定。李胜说：“下官蒙天子思典，调任荆州刺史。昔日若不是太傅栽培，小子哪有今日！今特来向太傅拜辞，不知太傅贵体如何？”
司马师连忙躬身道谢，接着说：“家父身体欠佳，未见好转，请大人稍事休息，等一会儿在下陪同大人去见家父。”李胜说自己不日就要起程，杂事纷扰，很想立刻拜见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只好在前引路，引李胜来到了司马懿养病之处。其实，司马懿早已知道李胜来了。
推开房门，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两个婢女在旁边服侍。司马师向婢女使了眼色，婢女在两旁用力将司马懿扶起，让他靠在被子上半躺着。侍女给他披衣服时，他接衣服的手抖得厉害，手指也合不拢，以致衣服也从手中滑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会儿，又慢慢地抬起手，指着自己的嘴，轻轻地说：“渴——渴，粥——粥”。侍女喂他，他又故意让粥从口中流出，弄得嘴巴上、脖子上、衣襟上全是粥迹，才喝几口，又大声咳嗽不止，弄得侍女身上、床上到处一蹋胡涂。
李胜看了，心里顿起恻隐之心，连忙上前向司马懿请安。司马懿假装不认识，口齿不清地问司马师：“来人是谁呀？”
司马懿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是河南尹李胜李大人。”
李胜赶紧向前一步，学着司马师的样子，凑到司马懿耳前，语调平稳而又真诚地说：“下官感谢太傅的大力栽培。太傅您是人心所归，我们都盼您早日康复，望太傅能多多保重。外边都在传说您病了，没想到竟会病成这样。”
司马懿好像听懂了什么，以微弱的声音对李胜说：“我——不行了，死在——旦夕。你来了，我——很高兴，我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你，你要多多——关照他们。”说着说着，嘴唇开始抖得厉害，眼睛也红了，泪珠直在眼圈里打转。
李胜忙说：“太傅保重身体要紧，其他不必挂念。卑职蒙天子之恩，调往荆州，今特向太傅辞行，并聆听太傅的教诲。”
司马懿听了，又颤抖抖地说：“并州，离胡人很近了，你要多加——防备。你刚到并州？”
李胜忙说：“在下是到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师又补充纠正说：“李大人还没有到荆州去呢。他是特意来向你辞行的。”也许司马师的嗓门大，司马懿似乎才明白了什么，“哦”了一声，叹了口气，喘息着说：“年老了，脑子不好使，头昏，眼花，耳朵又聋……我——真不中用了。”说着又显出很痛苦的样子。
这一切，像演戏一样，双方似乎都进入了角色。
李胜离开了司马懿府邸，立即回去向曹爽作汇报，说：“司马懿形神分离，只比死人多口气，不值得为他担心了。”
曹爽从此不再把司马懿放在心上，高枕无忧，笃笃定定地控制着曹魏政权，魏少帝曹芳也拿他奈何不了。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魏少帝率领群臣到高平陵(魏明帝曹叡陵)去祭祀，曹爽也随同护驾。谁知他们人马刚出皇城，年属七旬诈病已久的司马懿，神奇般地出现在皇城。只见他精神抖擞，披盔戴甲，带领着司马师、司马昭，率领着精兵锐卒，占领了城门和各军事要地，派司徒高柔占据了曹爽的军营。
与此同时，他一边假传皇太后诏令，废曹爽为民。一边上奏曹芳，揭露曹爽谋反篡权的罪行。曹芳无奈，只好免去曹爽官职。曹爽本想虽不为官，可以不失富贵，谁知司马懿又发兵围攻曹爽宅第，以谋反之罪将曹爽及其党羽统统斩首。从此，司马懿再也不装病了，而是牢牢地控制了曹魏政权。
王密行贿探动静 杨震拒收保操行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他博鉴群书，遇到问题总深究事理，知识渊博，有“关西孔子”的雅誉。他曾执教讲学二十多年，五十岁时才步入仕途，曾任荆州刺史、东莱郡太守、涿郡太守、太常、司徒、太尉等职，一生忠贞、清廉。
杨震前往东莱郡上任的时候，途经昌邑县(今山东巨野东南)。当时，昌邑的县令叫王密，是杨震担任荆州刺史时所推荐茂才。汉时，中央及地方长官可将有才能、有品德的人推荐给朝廷，安排一定官职，称之为“察举”。王密得知杨震路经本县，专程界上迎接，并亲自安排食宿，照顾得非常周到。当晚举主门生畅叙旧情，尽欢而散。当杨震回到驿馆，正欲解衣安寝，忽听有人轻轻叩门，开门一看，原来是王密。杨震以为他深夜来此，必有要事，忙请其进屋坐下。王密见屋中无人，从怀中掏出十斤黄金要送给杨震，并说：“学生本一介寒士，承蒙恩师提拔，方有今日，早欲图报，苦于难得机会。今日正是天赐良机，愿恩师收下。”杨震对王密此举深为不满，毅然拒绝，并震怒地说：“昔日我因知你德才尚可，才荐你当了县令，但你却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呢？”王密忙解释说：“现在是深夜，没有别人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大人受之何妨，学生下不为例便是。”杨震听了王密的话，更加生气，严肃地对王密说：“这件事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人仕为官，贵在清廉，若以不为人知暗中纳贿，岂不是欺世盗名！快将金子收回，如不改过，我将奏请朝廷，罢免你的官职。”王密听了杨震的一席话，见他如此廉正挚诚，自己满脸愧色，深感无地自容，连声说道：“学生知罪”，慌忙拿着金子退了出去。
后来，杨震被调任涿郡太守。他为政清廉，秉公办事，不拉帮结党，不接受私人馈赠，生活俭朴，以廉洁为宗。他对自己的子孙眷属，要求得也十分严格，平常都是粗茶淡饭，衣无锦绣，外出也都是徒步而行。他的一些亲朋故旧，敬佩之余，诚意相劝，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为他们置办一些家产。杨震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并说：“我要把清白二字留给他们，让后世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清官的子孙，这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要比为他们置办一些家产不是强得多吗！”杨震的几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都能洁身自好，清廉自守。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擅国柄，私第定官，贿赂公行，政治极端腐败。杨震出污泥而不染，“性公廉，不受私谒”，官居高位，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国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敢于同腐败现象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安帝时，杨器官拜太尉。宦官李闰弄权，欲为其兄长谋一官职，但他素知杨震清正鲠直，不畏权势，不敢贸然行事，故虽与杨震经常见面，却始终不敢提及此事半字。后来，他托了安帝娘舅耿宝。耿宝当即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杨震，要他为李闰之兄安排一个官职。杨震不从，连信都没有回。耿宝见杨震这点面子都不给，不禁大为恼火，驱车驰马亲自找到杨震，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杨震仍不屈从，严辞拒绝：“李常侍的兄长，无才缺德，又无寸尺之功，怎能随意封赐？”耿宝威胁说：“李常侍为朝廷重臣，朝野畏服。”他为逼迫杨震就范，竟然把皇帝也抬了出来，说：“我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你居然敢违迷圣意，胆子倒不小！”杨震毫不退让，理直气壮地说：“既然是皇上的旨意，请拿出敕书让我看。”耿宝哪里拿得出什么敕书，支支吾吾，惶恐无对，遂“大恨而去。”
郑国弦高犒秦师 处变不惊解危机
秦国自文公三年(前763)，率兵卒七百人“东猎”，用近一年时间，到达“湃渭之会”，看中此地，拟在此筑城居住。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第一次伐戎，给戎人首领丰王一次有力打击，控制岐以西地区。岐地原是周族故土，即后来所称的周原，是一片富庶地区。周人在此奠定了农业基础，秦人迁至此又经营五十年，为秦国奠定最初发展的基础。
鲁隐公七年即秦文公五十年(前716)，秦文公死，太子早死，太孙继位，即秦宪公。(秦宪公在《史记·秦本纪》中作宁公。1978年1月在陕西宝鸡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发现的《秦公钟》和《秦公缚》铭文中作宪公，与《秦始皇本纪》中相同，证明宁公系宪公之误。)秦宪公二年(前714)，自西垂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村)。次年，宪公伐荡社之戎(今陕西兴平和长安县一带)，戎人亳王逃往西戎，秦国势力向东方推进。宪公之后的武公时(前691-前678)，秦国势力又有较大发展，西自今甘肃中部，东至华山都是秦的势力范围。德公二年(前675)，又从平阳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在雍建筑规模宏伟的都城和宫殿，自此雍都成为秦国的政治中心。经宣公、成公到穆公即位后，不但可以在西戎称霸，也能与晋国抗争，成为春秋时期一强大国家。
晋、楚“城濮之战”以后，晋、秦关系良好，晋文公欲惩罚郑国，请秦穆公出兵联合讨伐郑国，郑国大夫离间秦、晋关系，秦与郑国结盟退军，秦、晋关系破裂。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伐郑国，出兵途中遇郑国商人弦高，弦高以佯称奉郑国君命来犒秦军，同时急告郑国作准备，秦军知郑已有准备，只得回军。郑国之危亡被机智的商人弦高转危为安。
晋、楚“城濮之战”(前632)，晋文公战胜楚军后，又在践土大会诸侯，与齐、宋、鲁、蔡、郑、莒等国君和卫侯之弟叔武订盟，陈穆公因城濮战中助楚，只来听命，未参加订盟。周襄王亲自到会，晋文公向襄王献俘，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成为齐桓公后受命的霸主。十月，晋文公因卫国与许国未参加践土之盟，欲联合诸侯军讨伐，又恐诸侯不服，于是请周襄王以“狩于河阳”之名，参加诸侯之会。又以朝周王之名邀请诸侯会于温(晋邑，今河南温县西)，到会的有齐、宋、鲁、蔡、陈、郑、莒、邾等国之君和秦国代表。晋文公率诸侯到践土朝周王。为巩固霸主的地位，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故晋国在温会之后又“作三行”，即在原左、右二行基础上改编步卒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将，屠击为右行将，先蔑为左行将。这是为抵御戎狄而扩编的步兵。因为戎狄无兵车，难用兵车取胜，在当时晋国算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两年后(前629)的秋天，晋国在清原(今山西稷山东南)举行阅兵，又将三行改编为新上、新下两军，赵衰为新上军将，箕郑为副；胥婴为新下军将，先都为副。其目的仍是为抵御狄人。
郑文公三十六年(前637)，晋公子重耳流亡至郑国。郑文公不以礼接待，文公弟叔瞻劝其兄说：“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罹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指狐偃、赵衰、贾佗)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同辈)，其过子弟(晋国了弟经过郑国)，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文公说：“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说：“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文公不听。重耳回国即位以后，对郑国耿耿于怀，何况“城濮之战”郑文公又站在楚国一方。晋文公七年即郑文公四十三年(前脚)九月，晋文公联合秦穆公讨伐郑国，指责郑国的罪状就是晋文公流亡时过郑，郑文公不以礼接待，晋、楚“城濮之战”时，郑文公又是助楚攻晋。晋国提出要郑国交出叔瞻以杀戮，郑文公恐惧，不敢告诉叔瞻，叔瞻得知后，告诉郑文公：“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瞻，瞻死而赦郑国，瞻之愿也。”乃自杀。于是郑文公将叔瞻尸交给晋国。
晋、秦军围郑并未因郑国交出叔瞻而解围，晋文公定要将郑文公羞辱一番才肯撤军。晋军驻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秦军驻在汜南(今河南中牟南)。郑国大夫佚之狐向郑文公说：“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文公允许。烛之武推辞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文公说：“吾不能早用于；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不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遂连夜用绳索悬城而下，求见秦穆公，对穆公说：秦、晋围郑国，郑国君也知道要被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君王有益，就要劳烦秦国。越过别国老远的来占这块土地，君王也知道是很困难的，哪能用灭亡郑国来给邻国增加好处？邻国加强，君王就会削弱，如果不灭郑国，将它作为秦东道主，秦国使者往来，郑国可以提供所缺乏的东西，这对君王来说也很有益。而且君王也曾给晋君好处，许下给君王隹、瑕(均在今河南陕县南)两地，但晋惠公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设防把守，拒绝割地，君王是知道的。况且晋国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既在东边向郑国开拓疆土，又欲肆意向西开拓。若不损害秦国的疆土，又到何处去取得呢？损害秦来利晋，对谁有利，请君王选择。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分析后，很高兴，于是与郑文公结盟。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人率军戍守郑都城后就撤围回国。
郑文公有五子，妾燕姑所生叫子兰。与其叔父子仪之妃陈妫通奸所生的叫子华、子臧，文公欲除去此二子，使人诱子华杀于南里。子臧逃奔宋国，又买通强盗杀子臧于陈国与宋国之间。又娶江女生子士，派往楚国被楚人毒死。又娶苏女生子瑕、子俞弥。子俞弥早死，子瑕被大夫泄驾陷害，文公也不喜。于是文公下令放逐群公子。子兰逃奔晋国，受到晋文公宠爱，求晋文公送回郑国立为太子。秦、晋两国讨伐郑国时，随晋文公同去。秦穆公撤郑之围还军后，子兰请晋文公不要围郑，晋文公允许，使晋军待命于晋东部边境。郑国大夫石甲夫、侯宣多以迎接子兰回郑国立为太子为条件，请晋国撤军，晋文公允许，遂撤军回国。
鲁僖公三十二年即晋文公九年(前628)十二月，晋文公重耳死，其子獾(一作欢)继位，即晋襄公。《史记·晋世家》载：“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晋)，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晋文公在位八年，终年已经七十岁。《国语·晋语四》载：“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流亡)。”则终年只有四十四岁。是年，郑文公亦死，太子子兰继位，即郑穆公。
晋文公在位虽只有八年，但创立了霸业，取得诸侯霸主的地位，他作霸主时是：“其务不繁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问)，五岁而朝(周王)，有事而会(相会)，不协(和)而盟。”在晋国内讲行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改革，在短短数年间，促进社会安定，人心向上，生产发展，国力增强，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为其后晋国在诸侯大国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奠定基础。
晋文公和郑文公都死，晋、郑两国都处在国丧中。秦国留守戍郑国的杞子遂派人密报秦穆公：“郑人使多掌(管)北门之管(锁钥)若其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穆公问大夫蹇叔，蹇叔坚决反对去袭取郑国。他认为：出动军队到如此远的地方去是很不利的。长途跋涉军队也会因疲劳而丧失战斗力，如此长距离的行军不可能不使郑国知道而有所防备。秦穆公不听，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为将，率军前往偷袭郑国。
秦国三将率军出发之日，蹇叔和百里奚二人对出征将士大哭。秦穆公得知，怒骂二人老而不死。蹇叔之子亦在出征军中，蹇叔哭而送之，说：“晋人御师必于殽(音摇，山名，在河南三门峡市北)，殽有二陵(山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周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次年(年627年)春天，秦师遂东进。
百里奚原来是虞国大夫，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秋天，晋献公派荀息率军向虞国借道伐虢，大夫宫之奇劝阻虞公说：“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虞公不听，还是借道给晋国。宫之奇为了避祸，带着族人离开虞国，临行时说：“虞不腊矣！”(意思是说虞国来不及举行年终腊祭，就要灭亡)！八月甲午日，晋军围虢都上阳，十二月攻破上阳，灭虢国，虢公丑逃往京城。晋返军时顺道灭虞国，逮捕虞公和百里奚。将百里奚送给秦穆公夫人(晋献公之女)为媵臣(陪嫁奴隶)，以示侮辱。在送往秦国途中，百里奚逃脱到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被楚国人逮住。秦穆公知百里奚贤，欲以重金赎回，恐楚人不放，于是派人去以五张羊皮赎回秦国。其时百里奚已七十余岁，秦穆公与谈国事后大悦，委似国政，人称为“五羖(gu古，羊皮)大夫”。百里奚又推荐患难之友蹇叔，秦穆公派使以厚礼请蹇叔到秦国命为上大夫。
秦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率军袭郑国。次年(前627)春天，秦军经过成周北门，周大夫王孙满尚幼，见秦军向周王都致敬时，军容不整，骄傲十足。就向周襄王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败寡(少)谋，无礼则脱(不认真)，人险而脱，又不能谋，岂能无败乎？”秦军经过周王都以后到滑国(姬姓小国，今河南偃师东南)，遇到一位郑国商人弦高，他是贩牛到周去卖。弦高见秦军要去伐郑，则伪称自己是郑国使臣，受郑穆公之命，知秦军将去郑国特来犒赏，并以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送上。同时急派人赶回郑国报告郑穆公作准备。郑穆公先派人去客馆观察在郑戍守的三位秦将，见已整装待发，又命大夫皇武子去向他们辞谢。孟明视等人知道郑国已有准备，又不便无功而返，只好灭滑国而回军。戍守郑国的三秦将知事情败露，于是杞子逃往齐国，逢孙、杨孙逃往宋国。
晋文公死后尚未殡葬，晋襄公在丧服期中，知秦国偷袭郑未成而灭滑，君臣都以秦国无礼，以“秦不哀吾丧而伐同姓(滑国姬姓)，秦则无礼”。“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为理由，调集兵力，并传告陆浑之戎起兵支援。晋襄公身着黑色丧服亲率晋军直奔河之南，埋伏于崤山两侧。秦军远涉数国，疲惫而回，行至崤山突被晋军伏击，秦军尚未还击就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被活捉。此即晋、秦“崤之战”。秦军之败，实与郑国商人弦高的机智而阻秦军袭郑有一定关系。
晋襄公得胜回晋后，其母文嬴(即怀嬴)因见娘家三将被俘，请求襄公将其释放回秦国，由秦穆公去处置。襄公释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回秦。晋先轸得知襄公释秦三将之囚已返秦，遂责襄公，襄公派阳处父追三将至黄河岸边，三将已经上船开行。阳处父忙将驾车之左马解下，对三将说是奉襄公之命前来赠马送行。孟明视则表谢意而去。回到秦国，秦穆公素服出城迎三将，并伤心地哭道：“我不听蹇叔、百里奚的忠告，才使你们受到耻辱，都是我的罪过，你们无罪。”于是复孟明视三人之职。秦穆公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向臣下检讨，不愧为一代君主。秦、晋两国长期争战的序幕从“崤之战”拉开。
谋划失策惊慌乱 诛奸不成反被杀
何进，字遂高，东汉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人。由于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被选入宫中成为贵人，得到汉灵帝的宠爱，何进因而被任命为郎中，不久又升职为虎贲中郎将，出任颖川郡太守。光和三年，何贵人被立为皇后以后，何进又入朝升任侍中、将作大臣、大将军等职。到中平六年，汉灵帝去世。十四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便当朝主持政事。何进与太傅袁隗一起辅助朝政。
何进一向知道宦官被天下人所痛恨，又十分怨恨曾经想谋害自己的宦官、上军校尉蹇硕。原来蹇硕受灵帝遗诏，想先杀掉何进再拥立王贵人所生皇子刘协为帝。但何进入宫吊唁灵帝时，受到朋友潘隐的暗示，急忙出宫，致使蹇硕的计谋没有成功。现在何进掌握了朝政，便暗中筹划杀掉蹇硕。袁绍也一直有杀掉蹇硕的念头，他通过何进所亲近的宾客张津劝何进说：“宦官掌握大权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又与长乐太后(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住在长乐宫)暗通，获取不正当的利益，大将军您应当另外公正地选拔贤良之士，整顿天下秩序，为国家除去隐患。”何进认为他说得对。由于袁氏世代被朝廷贵宠，为海内人士所归附，而且袁绍素来善于收揽士人，能得到豪杰们的帮助，他的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亦崇尚仗义行侠，所以何进对袁氏兄弟都以厚礼相待。
蹇硕也在暗中防备，他给中常侍赵忠等人写密信说：“大将军兄弟执掌国家专断朝政，现在他们要与天下党人谋杀先帝的左右，消灭我们这些人，只是由于我主管着禁兵，因此才犹豫不决。今天我们应马上关闭宫禁旁门，赶紧把他抓起来杀掉！”中常侍郭胜是何进的同郡人，何太后与何进能有今天，也得到过郭胜的有力帮助。他把蹇硕的信，拿出来给何进看。何进立即命令黄门令捕杀蹇硕，并把蹇硕的禁兵都收归自己统领。
校尉袁绍又向何进劝说：“昔日窦武想杀宦官而反被他们所害，是由于言语泄漏，而且当时五校尉营的兵士都畏惧宦官。今天将军既有国舅的威严，兄弟又都统领精兵，手下将吏都是英俊名士，乐意为您效力，事情已在掌握之中，这真是上天赞助的好机缘啊！将军为天下除害，名垂后世，不要再迟疑了！”何进也以为如此，便将计策告诉太后，请罢黜宦官，改用士人。何太后不听从，说：“宦官统领禁宫，这是汉家的旧例，不能废去。况且先帝刚去世，我怎能穿戴整齐与士人相对共事呢？”何进不敢违背太后的旨意，他退而想先杀掉宦官中的首恶者。袁绍则认为宦官亲近皇帝，出入宣召号令，今天如果不全部废去，以后一定会成为祸患。而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和何进的弟弟何苗却多次收受宦官们的贿赂，知道何进想杀宦官，他们便劝告何太后，为宦官们求情。又说：“大将军擅作主张诛杀左右，这样做会不利于社稷稳定。”太后也觉得事情确实如此。宦官在宫廷有的已长达数十年，封侯贵宠，朝廷内外的势力十分牢固，而何进担当大将军重任才不久，素来畏惧宦官，虽然在外名声很大，而其实凡事往往不能决断，所以此事很久定不下来。
袁绍等人又为何进出谋划策，劝他多召集各地猛将豪杰，让他们带兵到京城，威胁太后，何进表示同意。主簿陈琳劝谏阻止说：“谚语说：‘蒙住眼睛捕雀’。这是讥讽人们自欺。试想，捕获一微小的东西尚且不能靠欺骗行事，更何况是国家的大事呢！现在大将军总揽朝政，掌握兵权，想杀掉宦官，就如同用大火炉去烧焦毛发那样容易，只要从速决断，便可成功。如果借助外援，大批军队聚集，兵力强的便会称雄，这正是所谓倒拿着兵器，授人以柄。功业非但不能成功，倒会生出祸乱来呢！”何进听不进去。他西召前将军董卓屯驻在关中的上林苑，又命令府掾王匡从东征发太山郡强弩之士，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驻城皋，又派武猛都尉丁原火烧孟津，火光照在洛阳城中，各位将士都口称要杀宦官，太后仍然不听从。
何苗则对何进这样说：“我们刚从南阳来到京都时，是何等的贫贱！亏得宦官帮助才有今天的富贵。国家的事情，谈何容易！倒出去的水难以收回，还望兄长三思而后行，现在不如与宦官相和，千万不要轻易举事。”何进听了，更是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袁绍怕何进改变主意，便威胁何进说：“和宦官相互仇恨已是事实，形势已经显露，将军您还要等待什么，不早作决断？”于是，何进命令袁绍任司隶校尉，逢事可先斩后奏；从事中郎王允任河南尹。袁绍命令洛阳富有谋略的武吏督察宦官；郭促董卓等人快速进入京都，准备让他们进兵平乐观。何太后这才恐慌起来，将中常侍小黄门全部罢免，命令他们回归故里；只留何进平时亲近的宦官居守宫中。宦官们都到何进这里来谢罪，任凭发落。何进对他们说：“天下汹汹吵嚷，正是为你们各位忧虑啊！现在董卓的兵马上就到，各位为什么不早早归乡？”袁绍劝何进就在此时决断，何进又不肯听从。
何进谋划诛杀宦官的消息已经有所泄露，宦官们十分惊慌。张让的儿媳妇是何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儿媳妇叩头说：“老臣服罪，应当与新媳妇同归故里。只是自己觉得受恩累世，现在要远离宫殿，心里恋恋不舍，愿意再进宫当值一次，能够望见太后和陛下的容颜，然后退就沟壑，死也瞑目了！”张让的儿媳妇匆忙去见母亲舞阳君，要她进宫向太后求情，太后又召宦官们入宫当值。
八月，何进在袁绍的催迫下，又进长乐宫见太后，要求把诸常侍以下宦官全部杀掉，另选三署郎官监守宦官庐舍。张让等宦官见何进入宫，早起疑心，派人在外偷听，何进所说的话全被他们知道，于是，张让率领数十名宦官，拿着兵器分别埋伏在嘉德殿门外。等何进出来，张让等人假传太后的诏命，令何进入宫，何进一进门，张让等人就指着他说：“天下混乱，并不只是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先帝在世时，曾经与太后不和，太后差点被废，是我等含泪相救，各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才使先帝高兴，只是想依托卿的门户。想不到今日将军却要消灭我们这些人的种族，这不是欺人太甚吗？”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剑斩杀何进于嘉德殿前。张让等人又伪造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拿到诏书后不免生疑，说：“请大将军出来一起议事。”不料，中黄门把何进的头颅扔给尚书，说：“何进谋反，已被杀掉！”
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璋以及袁术等人听说何进被害，便开始攻打宫门。张让等宦官劫持太后、天子等人逃奔北宫。袁绍率领兵马杀死了赵忠，捕捉到宦官，无论年少、年长全部斩杀，共杀死宦官二千多人。张让等数十人劫持天子逃到黄河边上。后面追杀急迫，张让等人悲哭着说：“臣等灭绝，天下大乱，惟有陛下自己珍爱了。”全部跳河而死。第二天，公卿百官迎回天子。于是，董卓废掉少帝刘辩，杀死了何太后、舞阳君，何氏家族灭亡，东汉王朝也从此走向衰败和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