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渊明的劝降信还在去往合肥的途中，段韶等人领五万主力骑兵与二万州郡兵已经抵达淮阴与高澄汇合。
“朕能得寿阳，全赖长猷献谋与诸将用命。”
庆功宴上，高澄举杯对众人说道：
“八公山一役，扬我大齐天威，望诸君继续努力，夺下合肥，全据淮南！”
众人纷纷举杯相对，齐声恭维是高澄临阵决机才有此胜，尽皆满饮杯中酒。
宴席上，高澄与众将欢歌曼舞，难得尽兴。
自太昌二年，即公元533年起，高澄便一直在强调军中纪律，严禁私掠百姓，过往大多是高欢、高澄两父子亲自统军，少有如寿阳一战分兵。
寿阳作为与合肥并列的淮南两大重镇之一，繁华母庸置疑，扬州还要等未来大运河开凿，才会兴盛起来。
这一次众将领兵入寿阳，能够严格约束军纪，以最快速度恢复城内正常生产生活，更让高澄喜出望外。
齐军占据寿阳，因展现出来的良好纪律，并未祸祸百姓，故而不曾激起寿阳百姓的抵抗，毕竟寿阳这些年，本就在南北之间反复易手，寿阳百姓对于是当梁人，还是当齐人，抵触情绪与江南不能等同。
当夜，君臣尽欢，宴罢人散。
翌日，宿醉后的高澄唤来陈元康等四名谋士与段韶，问策道：
“寿阳、淮阴既下，我等也算在淮南站稳了脚跟，欲全据淮南，为今之计，又当如何作为？”
陈元康昨日因献策之功，被高澄赏了三千匹布，与段韶、高敖曹、斛律金等同，为第二赏格，仅次于生擒萧渊明的彭乐，着实惹得其余三名谋士羡慕。
今日高澄问策，王峻当先建议道：
“合肥，淮南重镇也，若取之，各地必然望风而降，全据淮南易如反掌，臣以为当集重兵攻合肥。”
此言一出，不等高澄斟酌，王伟便反对道：
“合肥守备充足，又有名将镇守，寿阳前车之鉴在前，必然不会出城浪战，臣以为不可急图，不如分兵攻略淮南诸地，陛下亲领十万精锐逼近合肥，使江南梁军不敢渡江救援其余州郡，待合肥沦为江北孤城，若梁人不南撤，城内也是人心惶惶，破城并非难事。”
此言一出，高澄顿感后背冒出一股寒气，十万大军临合肥，总觉得不是什么好兆头，但仔细想来，王伟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吃了寿阳的亏，梁人必无可能再被他勾引出城，兰钦虽为名将，但并无傲骨。
他与萧衍宠臣朱异与太子萧纲宠臣韦粲交好，曾受羊侃当众羞辱：你小子以铜鼓买朱异为父，韦粲为兄，归依不当。
兰钦当然没有认朱异作父，就这侮辱，最后低头的还是朱钦，哦不，兰钦。
事后，兰钦向羊侃下拜谢罪，第二天有大臣告诉兰钦，你虽然屈膝认错，但是羊侃并未消气，你能否再去拜一次。
你猜怎么着，这位在《梁史》中与陈庆之并传的当世名将，依言又一次向羊侃请罪，才使辱骂他认朱异为父的羊侃消了气。
兰钦此人能屈能伸，高澄心知若其决心固守，哪怕在城外骂臭其祖宗十八代，兰钦也能置之不理，若依王峻之言，强攻合肥，纵使能得此城，军民伤亡估计要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按照王伟所言分兵攻略各地，是合肥沦为孤城，不管梁军最终会不会放弃合肥，城内人心必然动摇。
此时南梁在淮南其余州郡仅有当地少数州郡兵驻守，大不了请自己的贵客萧渊明多走几趟，绕城转悠几圈，想来除了抱定要与城池共生死之人外，其余守将多会选择献城投降。
将淮南各地尽快纳入北齐体系，恢复生产，高澄也可不急不缓的再去图谋合肥。
心中已有计较，但高澄还是望向段韶、陈元康等人，想听听他们对分兵之计的看法。
北齐将领勇则勇矣，但多是高敖曹、彭乐这等勇而少谋之人，智勇兼备的将领，仅段韶、慕容绍宗、侯渊等寥寥数人，其中以段韶眼光最为长远，于是才有了今日召他前来问计。
段韶见高澄看向自己，进言道：
“臣以为王常侍所言分兵之策颇有道理，然陛下万金之躯，不可轻易赴险，是否该进逼合肥，以震慑江南，臣以为还需再作商榷。”
王常侍即指王伟，与两汉时期不同，常侍非指宦官，曹魏时将散骑与常侍二职合一，称为散骑常侍，以士人任职，为皇帝顾问，在朝则规谏过失，出行则骑马随从，高澄征召王伟入朝，便是授予其散骑常侍一职。
散骑常侍中的资深者，则称为祭酒散骑常侍，陈元康便又被称作陈祭酒。
段韶知道进逼合肥，震慑江南是个好主意，梁人因害怕齐军趁机偷渡长江，直驱建康，肯定不敢渡江救援淮南诸地，只得隔岸观火。
但作为臣子，必然不能让天子冒一丁点风险，哪怕梁人根本不敢出城野战，而段韶又深知以高澄的性子，怎么可能将十万精锐假手于人，因此，他说的是再做商榷，而非请命领军。
所以说，作为另一时空北齐三杰唯一善终之人，政治敏感度可比斛律光、高长恭强太多。
陈元康同样附议段韶的看法，王峻原本还不服气，觉得自己所言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但见段韶、陈元康出言支持王伟，便也不敢反驳，毕竟这二人可是高澄最亲近的臣子。
高澄清楚段韶话中的意思，若是反对进逼合肥，必然会直接提出来，而不是说什么再做商榷。
他最满意段韶的一点，就是知晓分寸，不过正如段韶所想，十万精锐高澄必然是要自己握在手中。
“八公山一役，梁人闻风丧胆，必然不敢渡江，朕亲领大军进逼，无甚危险，况且朕十三岁代父征伐叛逆，久经沙场，莫非朕不知兵？陆战不比水战，梁人但凡北上，朕必歼之！”
小高王言语间不乏自信，他也有这份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