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异时空清末朝鲜半岛格局,因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让日本灭朝鲜王室后霸占了半岛。
当时的中国正值“满清王朝”末期,而清朝国内的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都纷纷请求清廷增兵朝鲜半岛,并且朝中还形成了以“光绪皇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想凭清朝强大的国力碾压日本。
然而,慈禧太后不愿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更何况私下挪用了“北洋水师”的500万两白银军费来修颐和园。李鸿章为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清廷中的“主和派”。
到了7月中旬,中、日谈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动的李鸿章才应光绪帝的要求,开始派兵增援朝鲜。随着中日、日朝谈判相继破裂,而欧美列强们的所谓“调停”也均告失败。
因此,到了西元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也”作出开战决定;到了西元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与清朝撇清关系,并要求4时内答复。但是,朝鲜却继续敷衍日本。
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政府,以找到与驻朝清军开战的“委托”。西元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日本迫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控制了朝鲜政府后,日本于西元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不宣而战,在朝鲜半岛以西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济远”号、“广乙”号,导致“丰岛海战”爆发,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
在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号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蓄谋已久的“第四次中日战争”。其实,中、日两国早在唐朝高宗时期就爆发了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白江口海战”。只不过,那是的“日本”国名认为“倭国”,且实力较弱而已。
而“第二次中日战争”实际上是元朝两次“东征日本”,因连续遭受台风而沉船覆师导致损失巨大,最后只有少部分幸存残兵登陆日本列岛,却被倭人以“丛林战”击败,将活捉的“元军俘虏”拿来开“活人烧烤大会”。
“第三次中日战争”即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朝鲜之役”。当时,刚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发兵三十万入侵朝鲜,准备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来入侵中国明朝,但最终失败了。
“第四次中日战争”即发生在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因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促应对,结果战败了,开始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其实后面还有“第五次中日战争”,即发生在西元1931年9月18日的“抗日战争”。
至于“甲午之战”后的“中日战争”,则不在此序列中,因为“大发明家”逝世于西元1896年12月10日,所以此时空的“崇祯帝”朱由检尽管在机缘巧合之下拥有了诺贝尔的全部记忆,但也仅仅止步于诺贝尔生前。
西元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朝在其宣战诏书中指出:“朝鲜历来是清朝的‘附属国’,清朝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才求出兵相助的。相反,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令清朝忍无可忍,只能被迫宣战,决定跟日本打一仗了。
因此,“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决定出兵了。
而与此同时,“倭王”(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战诏书中则针锋相对,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并声称其开战原因是“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朝鲜虽已允诺,但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
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鲜永免祸乱”、“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不过,即便如此,也并不代表清朝就能轻易战胜此“恶邻”——倭国。
但是,慈禧太后却盼望着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慈禧的态度导致了不少清朝高层官员倾向了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中日甲午战争”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从西元1894年7月25日——同年的9月17日,为“甲午战争”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中,交战区域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进行,而陆战主要是“平壤战役”,海战则是“黄海海战”。
西元1894年7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朝鲜境内开战。清军在“丰岛”海面被日军偷袭之后,很快被在陆上的成欢驿的日军偷袭,即“成欢之战”。由于朝鲜政府已被日本控制,因此,叶志超、聂士成等部驻“牙山”的清军只能被迫绕道“汉城”(首尔),北撤到朝鲜北部重镇,即“平安道”的首府——平壤。
清朝陆军以“分统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率五营一队(约2100人),与“河州镇总兵卫”汝贵盛军以及“奉天”的奉字练军、盛字练军一起,构成了四大军29营,13526人,于8月先期入朝,在“平壤”与从“牙山”退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汇合。紧接着,大清朝廷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统”。
截至8月下旬,清军已在平壤城内城、中城、外城及东北城4区建好堡垒27处。“平壤之战”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交战。驻守“平壤”的清军共计三十五营,一万五千余人,但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
虽然朝鲜“李朝”已被强行拉到日本阵营中,但朝鲜的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大院君”李昰应也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但清军并未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由于其主帅叶志超指挥失误和临阵脱逃,导致清军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
这时,日军分四路围攻平壤,但兵力分散。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以及清将叶志超的胆小昏聩,使得左宝贵等人攻打日军的行动不断遭到了叶志超的阻挠。
于是,日军遂顺利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西元1894年9月15日,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的“船桥里”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的战场。其三为“城西南”战场。
在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第9旅团。但因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于是攻陷了左、右两翼的堡垒,随即又遭到清军的步枪、火炮协同夹击,再遭重创。
这一仗,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据《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公布的数字,“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中队长级大尉军官被击毙四名,少尉军官被击毙二名。第9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21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5联队第3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即“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即“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激战中,左宝贵中炮牺牲。
其部下三位“营官”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晨七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
此时,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在战局胶着的情况下,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而日本便在清兵的退路上设下埋伏。当天雨夜,撤退的清军中了埋伏,阵脚大乱,死亡2000人,被俘500余人。于是,“平壤之战”以清军大败而告终。
以后的6天中,清军向北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鸭绿江”边,并于21日渡过“鸭绿江”而回到国内避险。日军则一路高歌猛进,趁机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全境。
与此同时,“黄海海战”发生于西元1894年9月17日,即“平壤”陷落后的第三天。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在中朝界河“鸭绿江”河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场激烈的海战,这是“甲午战争”中继丰岛海战后第二次海战,也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9月15日上午,“北洋水师”护送4000余名入朝援军到朝鲜。
返航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遭遇日军阻截,战斗由此爆发。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战斗军舰则有12艘,包括其全部精华。中午开战后,清朝的“北洋舰队”重创了“日本联合舰队”中的“比叡”号、“赤城”号、“西京丸”号等诸舰,但“北洋舰队”中的“扬威”号、“超勇”号二舰亦受了重创。
“黄海海战”的过程是:西元1894年9月15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了大连湾。凌晨1时,援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向鸭绿江口“大东沟”进发。
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辽宁省东港市),到次日早晨,“北洋水师”负责运送的援朝清军全部登陆。
9月17日上午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9时,“北洋水师”的“定远”号旗舰上挂出了“龙旗”并开始了返航。
10时23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率先发现了“北洋水师”,便挂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旗。10时30分,“北洋水师”之“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也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是日本舰。
于是,丁汝昌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12时05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了清朝的“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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