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异时空日本“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增，为转移国内矛盾就用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西元1875年4月，在朝鲜交涉受挫的日本驻朝鲜釜山理事官森山茂，让自己的副手广津弘信回国，向日本外务省提议派遣军舰开赴朝鲜，以借口测量海路来进行示威，以便推进日、朝交涉。
虽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外务卿”寺岛宗则不赞成其计划，但广津弘信等人转而找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河村纯义）商量，并提出了派遣军舰测量北海、西海的“献议”（请求），并得到了批准。
在这年的5月25日，“云扬号”等3艘军舰以“测量海岸”为名义，闯入朝鲜釜山海域示威。同年9月20日，“云扬号”军舰又入侵朝鲜首都“汉城”（后世的韩国首尔）附近的江华湾，并派出小艇向朝鲜“草芝镇炮台”进行挑衅。而“草芝镇炮台”立刻自卫反击，先行对日方小艇开炮。“云扬号”军舰也于次日对草芝镇进行炮击。
由于“草芝镇”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陆战队转而于这年的9月22日登陆“永宗镇”，并与当地的朝鲜士兵交火。日军以2人受伤的代价，击毙了朝鲜士兵35人，俘虏16人，缴获大炮36门，并纵火焚烧“永宗镇”后撤离，这就是“云扬号事件”（又称“江华岛事件”）。该事件也就成了朝、日间《江华条约》签订的“导火线”。
西元1876年1月8日，日本政府所任命的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在神户会合，率领载着1000多名士兵（水兵800人，陆战队262人）的3艘军舰和4艘运输船前往朝鲜，准备与朝鲜交涉，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而他们肩上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利用这次事件来打开朝鲜的“国门”。
用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黑田、井上的训令来说，就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
日本“明治政府”要求使臣必须从朝鲜得到的是：一、除釜山外，在江华岛开港（后因实地勘测发现江华岛不适宜开港而改在他处）；二、.朝鲜沿海的自由航行权；三、“.云扬号事件”的谢罪；
四、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赶到“下关”（马关），设立“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两镇台做好出兵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出兵进攻朝鲜；五、日本政府还命令“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然而，当时受日本财政所限不宜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大久保政权”仍期待和平解决。
不过，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大久保政权”之所以积极预备开战，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武士阶层，以防他们在交涉破裂时兴风作浪。而黑田清隆在驶往江华岛的途中也担心会遭到朝鲜的炮击，请求日本政府给他增加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但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了黑田的增兵建议。
但在黑田、井上出发前稍早的时候，日本另派森有礼作为驻华公使，前往中国北京，赋予他试探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态度的使命。森有礼代表日本政府向清廷通报了“云扬号事件”及日本遣使“修好”的经过，扬言朝鲜如不接受日本要求的话，将会“自取不测之祸”，试图劝说清政府干预日、朝之间的交涉。
其实，日本人是希望清政府能派遣官员和日本使者一起去朝鲜，并向朝鲜发送咨文，代为寄送日本致朝鲜的书函等。但是，这些都被清朝的总理衙门严正拒绝了。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经过与清政府官员的辩论之后，森有礼在西元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说，所谓的“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权与日本缔约，但同时鉴于朝鲜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国，如同塞尔维亚之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因而也不应把朝鲜和其他“独立国”等量齐观。
森有礼建议在与朝鲜缔约时，不要写入此为日本与朝鲜对等的条约，以及互派常驻使臣之类的条款，只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设置“领事”即可。他还观察到在交涉过程中，“彼等（清朝总署官员）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支那（中国清朝）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
森有礼在中国获得的情报，迟至西元1876年2月24日才为黑田清隆等所知。此时，离《江华条约》签订只有3天，而朝、日双方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所以并未对谈判本身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清朝的“礼部”则将“总理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朝鲜在1876年2月4日接收），要朝鲜国王“酌办”。此举，被认为是清朝对朝鲜政府最终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以后，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已经入侵了自己，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系日本所为，并被“釜山倭馆”通知日本使节将来朝鲜，“若大臣不出接，须要直进京城”。
朝鲜政府紧急召开临时原任大臣会议，讨论对策。经过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争论，最终于西元1876年1月30日，朝鲜政府以申櫶为接见大官，尹滋承为副官，派往江华岛与日本人交涉。同年的2月10日，日本特使黑田、井上在江华岛登陆，日、朝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从2月11日到2月20日，朝、日双方进行了4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时，日本军队以庆祝“纪元节”为借口，肆意鸣枪放炮，耀武扬威，对朝鲜方面起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期间，日方代表抛出了“云扬号事件”责任问题和朝鲜拒绝书契问题，质问朝鲜是否“悔悟”？朝方代表则强调日本背信弃义和无故侵犯在先，且“云扬号”挂的是黄色旗帜，并非日本国旗，还举出了由清政府提供的西元1866年日本人八户顺叔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侵略朝鲜言论，以揭露日本野心，此轮谈判无果而终。
2月12日第二次谈判时，日方代表拿出了13项修好条款，限期十天内答复。2月13日第三次谈判时，日方代表公然进行武力威胁。
申櫶在给朝鲜政府的报告中说：“彼人接话半晌，以书契答复事、条约册子事，速即禀达回报之意，重言复言。彼曰：‘事不如意，则将有屡万兵下陆之弊矣，预为谅悉，勿至两国失和之境’云，隐然有恐吓之语，极可愤惋。”
由于朝鲜代表的身份是“接见大官”而非“全权代表”，所以面对日本的胁迫，无法单独决定缔约问题，遂将日本提出的13项修好条款呈送朝鲜政府，以待朝议决策。
此时，朝鲜民间正掀起一股抗议“对日缔约”的浪潮。谈判期间，特别是日本放出数万大军将入侵朝鲜的风声后，朝鲜到处流传日本将攻入汉城的消息，“倭人即今入京，长安（汉城）人民，哭声动地，江华炮声如雷……京中男女，奔走东西”。
以崔益铉为首的大批儒生们，在汉城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崔益铉提出“倭洋一体”论，并指出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预见了这些条款将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冲击以及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
已经下野的“兴宣大院君”也上书表示，接受日本要求就是“自取灭亡”，并斥责闵妃集团向日本妥协的行径，声称“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则青邱三千里，岂非贤圣祖宗培养之遗裔乎？”不惜与日本一战。
但当时实际统治朝鲜的“闵妃集团”在“开化派”大臣朴珪寿的影响下倾向于开放，却又害怕“兴宣大院君”趁机夺权，并且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便不顾朝鲜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决定与日本讲和缔约。
同时，“闵妃集团”还当众弹压了儒生崔益铉等示威者。经过对条约草案的连日研讨，朝鲜政府于2月18日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但对条约前言中的“大日本国”和“皇帝”字样及6项条款提出异议。
由于日方的首要目的是签约，所以也作出部分让步，如将前言中的与“大日本国”相对的“朝鲜国”改为“大朝鲜国”、将“日本皇帝”和“朝鲜国王”改为“日本国政府”和“朝鲜国政府”，取消了“永兴开港”的要求，并删除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等，但没有修改“居留地”、“领事裁判权”等朝鲜方面曾提出异议的条款。
朝鲜亦无进一步的“修正案”。因此，双方在2月20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就条约内容达成了一致。此后，日朝双方又就“谢罪照会”和“御名御宝”的问题发生争执。就前者而言，日本对朝鲜出具的照会内容不满意，批评其内容全是朝鲜的自我辩解而毫无谢罪之意，且只字不提“云扬号事件”；
就后者而言，日方则以各国通例为由，坚持要求批准书上必须有“御名御宝”。而朝方认为国王名讳不能签在颁给臣子的文书上，而且只能盖用于交邻的“为政以德”之印，而不能盖国玺。为此，黑田等一度撤退到船上，以示谈判破裂，怕引起双方的武装冲突。
而后，日、朝双方都各自相应地做出一定妥协，朝鲜修改了照会内容，提及了“云扬号事件”，表达了遗憾之意，虽然修改过的“照会”也没有“谢罪”的意思，但日本代表只好将其当做“谢罪照会”来受理。其后，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朝鲜已经向日本“谢罪”，但并未公布照会的内容。
日本也同意朝鲜国王在批准书上用印即可，不必署名。朝鲜则临时赶制了“大朝鲜国主上之宝”（不再用中国清朝赐下的满、汉双文的“朝鲜国王之印”），钤于批准书上。
在日、朝交涉的过程中，日本人得到了朝鲜“开化派”官员吴庆锡的暗中帮助。当时，作为日方随行人员的野村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吴庆锡的话，（谈判缔约）大概不会如此迅速地了结，我们极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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