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戚家军”利用对付“倭寇”的“鸳鸯阵”来对付“蒙古骑兵”，通过扩建“混成旅”，使之威力大增！
“戚家刀”其实并非“戚家军”最先装备的战刀，只不过最适合“鸳鸯阵”而已。中国古代所讲的“十八般兵器”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锏、锤、抓、拐、流星锤。尽管弓弩、盾牌、锁套等偶尔也算在内，但通常拿出另说，而“刀”被排在了第一位，说明“刀”在战斗中有很重要地位。
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刀”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明、清时候的军用战刀。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历经明、清两朝而盛传不衰的“戚家军”用刀，也就是一种单手执刃的短柄修长窄身且尾部略带弧度的直弯刀。
而明朝将领戚继光在自己所写的《纪效新书》中曾经提到：“长刀自倭寇传入”，但与《练兵实记》及后来的《武备志》中均无“腰刀”设计受“倭刀”影响的记载，因“倭刀”原形乃双手执刃的“唐直刀”略带弧度。
“腰刀”书示狭身而曲刃，非“柳叶刀”而似“雁翎刀”。戚继光本人的其他著作和明代史籍中均未发现有“戚家刀”的字眼，或其为“仿倭腰刀”之说法，毕竟“倭刀”即“日本军刀”虽然威力很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
根据戚继光自述，“腰刀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这说明与“倭刀”之起脊镐造刀身和带切先之刀尖大相径庭；其次，“腰刀”是单手使用，不属“双手刀”之列；再次，“腰刀”后期发展成为明朝骑兵的主要近战武器。
但明朝时期的“倭刀”并不适合骑战，而是以步战为主。所以，由此可见，所谓“戚氏仿‘倭制腰刀’以对拼‘倭长刀’为‘腰刀’”之类的说法应该为后人猜臆之词，虽然“倭刀”能轻易斩断明朝“军刀”，但那是工艺水平问题，而不是刀用得是否顺手，毕竟明朝时期的“火器”大量普及，让朝廷和地方官府对“刀”的重视下降了。
由于明军在作战中，过于依赖“火器”而逐渐轻视“冷兵器”，导致明军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大为吃亏。好在“鸳鸯阵”的出现，改变了明军对付倭长刀时“短器难接，长器不捷”的局面，让明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但究其原因，是长短兵器协同作战的“组合拳”制约了倭长刀技术和能力发挥，而并非戚家军的“腰刀”比“倭刀”锋利和坚韧，相反，在两者对砍中，戚家军的刀也同样会被日本刀当场砍断的，但团队作战不怕。
于是，有人认为“戚家刀”采用了后人盛传的所谓“学习自倭刀‘包钢制法’之结果”，却根本是无稽之谈。
当然了，还有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或许戚继光把“仿倭腰刀”改成了“刀柄下弯”以利单手持握。但事实上，早在抗倭之前的“元式腰刀”，无论是“雁翎刀”还是“柳叶刀”，其刀柄早已经是下弯的了，而在戚继光的两部著作和茅元仪书中插图的腰刀，其刀柄则多数是上曲的，反倒是有点像“日本倭刀”的刀柄样式。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在明晚期的很多“腰刀”上可以看到受“倭刀”的影响，毕竟这是“明刀”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之一。但从客观上来分析，这种影响或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始于明初甚至可能更早，而在朝晚期达到顶峰。这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凭借个人的喜好或希冀，把它归结为戚继光的功劳或业绩了。
至于“戚家刀”一词，如果真的在当时存在的话，那也仅仅是把它看成对“戚家军用刀”的称呼而已，其形制与当时其他明军部队的“腰刀”并无太大区别，并非专指“仿倭腰刀”，毕竟冷兵器是逐渐被“火器”取代的。
同时，“戚家刀”这个词也更接近描述“戚家军”在配合“藤牌”所用时的“刀法”。因此，从戚继光对“腰刀”在不同阶段的使用方法和配备情况可以看到，刀和其他兵器都必须随着战争的需要发生着相应演变才行。
当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其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兵器的高低，同样没有任何兵器可以做到一器通用或无懈可击，除非历史发展到后世，出现了“热核武器”这种超大规模的具有毁灭性威力者。
刀也如此，不同的刀均有特殊的用途，单手腰刀直接对拼双手倭刀自然是输多胜少，而在以毛竹削制的狼筅配合下和藤牌的保护下却能同样可以斩杀倭寇，履立功勋。
这所有一切，都来自于“戚家军”的“鸳鸯阵”，而作为此阵的设计者，戚继光将军也是功不可没的。因此，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国腰刀的使用和在战争中的地位达到了唐朝以后冷兵器时代的又一个高峰。
“倭式腰刀”虽与“倭刀”关联深刻，但亦有相当区别。从锻造结构看，“倭式腰刀”多为身软刃硬的嵌钢结构，异于“倭刀”外硬内软之包钢结构；
从热处理和淬火看，利用了铁无法淬火的原理，整体加热，不需似倭刀之敷土淬刃，工艺节俭，但效果相同；从柄茎的结合方式看，采用的是传统的尾铆固定法而非目钉固定法；
从佩戴方法看，采用的是“双箍环悬挂法”而非腰带协插法。因此，从外装看是传统的中国刀装饰而非日本刀装饰。“戚家刀”的刀装主要材质有两种，一种是铁装，另一种是铜装。手柄装具的造型由可以分成“方形”、“四瓣瓜型”、“柄头下弯茄形”等常见的三种。
“方形”这样的装具最多见，因为刀把手上的零件主要有小折沿椭圆刀挡，刀挡正面呈椭圆，向刀刃的部分有一个窄小直立的沿口，沿口有的垂直，有的稍微外飘一些。刀柄上的两个零件中，“虎口”部分称之为“缘口”，横截面呈长方形，侧面呈一个梯形。刀尾零件是类似扇面的长方体，故称之为“刀首”。
刀茎靠近尾部有一个圆孔，且这个圆孔是穿手绳的。手绳的作用一个是装饰的美观，另外的一个功效就是把绳子缠绕在手上，让刀在实际使用中不容易脱手，而这样刀茎多为方“扁茎”。
手柄的木头一般是软木，做成长方形，中间掏空后让“刀茎”穿过木柄，而刀茎的尾部则加一个垫片铆在刀手尾部。“四瓣瓜型”中有一种挡子比较多见，就是俗称“木瓜挡”。挡子的正面呈四瓣瓜型，这样的挡子也分立沿和平挡两类。立沿的高度很低，只有5－8毫米，显得小巧精致，这种装具年份一般在明朝晚期。
“平挡手”有的是纯平，中间厚度大一点，边缘薄一点，一般都是铁装。有的平挡在外边缘有一圈滚边，工艺复杂的滚边会做雕刻工法。这类挡手年份较早，常出现在明朝早期，类似宋元时期的刀剑样式。
这种挡手下面的缘口一般都是椭圆形状，且刀首横截面也为椭圆。这样的把手也有手绳空，而且刀茎多为方扁茎。“柄头下弯茄形”的构造比较特殊，因为刀首是一个弧形的铁片做铆定的垫片。弧形铁片包裹手柄的后半部分，整体刀柄像一个云头下卷，云头中间有手绳孔，刀柄在缘口收窄，缘口多是椭圆造型。
“刀挡子”多是四瓣瓜型挡手，多为铁装，这样刀茎多为收窄的鼠尾茎，手绳空开在木头手柄，不穿过铁茎。铁装的零件上一般都错银，纹饰有很多种，有错银龙、米字格、万字格、海水江崖等等。与之相比，铜装则多有镏金，有些铜装还做高浮雕的式样。
“刀刃锻造”在明朝时期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段时期的“中国战刀”，不仅保持了传统的中国锻造技法，同样也开始学习更加复杂的西亚和日本的锻造方法。因此，这个时期的锻造技术处于大融合时代。
“戚家刀”的锻造总体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花纹效果明显的类型，一种是锻造细密无花纹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锻造之法，都是采用刀刃夹钢的方式来处理刃口，而且锻造的刀刃长度从680——780毫米不等。
花纹明显的锻造“戚家刀”多是山西、河北两地，花纹形式多有“流水”、“旋焊”等纹路，说明其锻造技术多来自西亚，仿照了“大马士革弯刀”。另外一种花纹不明显，但细密纹理不规则，这样的刀体钢质青白。
这两大类型锻造之法都符合戚继光提出的“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要求，用“百炼钢”做刀身，纯钢做刀刃，以便做到整体刚柔并济。从后世所保存的“戚家刀”来看，几乎没有采用日本锻造方式的所造之刀具。
日本刀锻造之法，最大的特点便是用“软铁做刀芯，外包刃钢”。其锻造方法复杂，性能很好，但成本过高。由于元朝将宋朝“包钢刀”技术垄断，使明朝只能使用“刃口夹钢”锻造方式来简单处理刚柔兼顾问题。
“戚家刀”借鉴日本刀的姿态，整体一改往日风格，刀姿从手柄上一尺开始成弧线，被人们称之为“反”。
当然了，有些“戚家刀”比较直，故其“反”比较小，有些刀的“反”则比较大，应该是不同区域的匠人在制作过程中把握尺度不同有关。刀刃靠近挡手部分较宽，一般有28－35毫米，在“反”开始的地方便开始整体收窄，到了刀尖处时，有的刀身只有20－25毫米，明显变窄了。不过，道申游弧度，显得刀体姿态流畅。
“戚家刀”的“反”和“倭刀的“反”不同，因为“戚家刀”的弧线，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大圆弧上截取的一段。这样的刀姿在砍和削的过程中，会发挥最大的杀伤功效。
而“日本刀”靠刀尖一段比较直，是因为日本刀技法中需要“刺击”的需要。“戚家刀”当中有“平造”也有“镐造”。“戚家刀”中“平造”的类型不是一点“镐线”都没有，而是指“镐线”比较平，但也略有表现为弯曲有弧度。
这应该的明军营里的工匠借鉴的日本刀的样式来铸造军刀同时，再结合自身特点所做出的调整，因为明军不用像倭寇那样注重刀体的研磨，而是更加注重整体的功效和制造成本。这样类型的明刀整体强度还算不错，即便在与“倭刀”对砍时依旧有可能被欺斩断，但用起来也算顺手，非常适合借“鸳鸯阵”群殴对手。
为此，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都专门编著了此种战刀的“刀法”。甚至，“戚家刀”发展到后期，也曾有在刀体上开出“血槽”，有利于刺进敌人体内后大放血，增加杀伤力。故此刀型在清朝早期也还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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