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曾经有过针对“捣巢日本”的完备的作战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而被迫搁浅，反受其咎了。
同时，他吸取张文熙被弹劾的经验。许孚远在奏疏中还着重辩驳了时论所担忧的军费和航海风险问题，并指出不应该以元朝征倭败绩旧事托为借口（其对元朝征日的问题分析在今天仍然有些借鉴价值）。
许孚远的奏疏在呈报朝廷后，其方略中的“用间”、“备御”两项当即被采纳，而“征剿”则因为时机不到而被暂时搁置。但总的说，《请计处倭酋疏》的提出，可视为明廷东征日本战略的成熟计划，可付诸实践。
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为东征构想的最终结果还是胎死腹中，毕竟谁也没有想到，这股“东风”会因为朝鲜战场上南原失陷的惨败而被最终搁置。当然了，明朝援朝抗日前后打了七年，消耗巨大啊！
万历二十五年（西元1597年），在朝鲜战场上，明朝将领杨元所部三千兵马拒守的南原城遭到近六万日军围攻。第二年，南原城失陷。南原之败“亡官军二千七百，马三千四百”，这是明军援朝少有的惨败！
但是，明廷高层并未因此而畏惧。相反，明廷一边调军入朝鲜再战，一方面重新拿出了尘封已久的“征剿日本”之策，打算来个“围魏救赵”，毕竟在朝鲜战场上与日本鬼子消耗了那么久，已感觉财政顶不住了！
万历二十六年（西元1598年），御史徐兆奎上奏，提出了征讨日本本土的“捣巢之策”：“朝鲜闲山失利，东方亟索舟师，阁臣议募闽省惯海商船以资防剿。御史徐兆魁言其不便，议欲选兵繇陆而行，并委道赴淮造船，兼议捣巢之策。”这说明各地官员得知到朝廷财政困难，觉得可用别的办法尝试直接出兵日本。
兵部覆议之后，在徐兆奎的建议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至于关酋背道逆天，虐用其众，闻各岛愤怨，已非一日，糾合出奇诚因势利导之策也。
举事莫先于浙，尤莫便于闽、广，以曰本多两省之人，可以响应，两省多近洋之国，可以结联，加之商贩杂出其间，可以别用，是在各督抚同心秘计，随便酌行，如忠义可鼓，勿待正兵，事机可乘，勿待奏报而一切假之便宜，勿以议论束縛，致令制肘。上是其议。”由此可见，兵部复议得到了万历帝的首肯。
由此可见，东征日本本土的“捣巢战略”被正式敲定，并进入了初期实施阶段。此次的“捣巢之策”注意事项主要包括：其一，确定实施主体为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其二，联合日本地方大名、在日华人、往来海商、近洋诸国；其三，给予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在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兵力讨伐日本时的绝对自主权。
以上三点均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首肯。由此可见，这一次的“捣巢之策”明显结合了前面数次“捣巢战略”的特点，比如以东南沿海诸省为主力，发动可团结的藩属国力量，以及利用日本国内军阀割据的紧张局势。
同时，为了“捣巢方案”能顺利实施，明廷也实行了多项举措，可概括为三点：首先，浙粤易帅，调熟识岛情的广西总兵童元镇到浙江，接管浙江防务，负责泛海登陆日本一事；其次，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重新开展对日间谍活动；最后，南京兵部右侍郎许孚远于南直隶募兵选将督造战船以备出征。
然而，就在实施第一项的时候，广西发生了瑶族叛乱，而广西巡抚戴耀奏题，暂留总兵童元镇，请求“待猺贼事宁赴浙交代”。浙、粤易帅的计划也暂时搁浅，但第二项和第三项均得到稳步实施，尤其是重新开展的对日间谍活动，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朝鲜战局继续僵持，或许泛海登陆计划便会进入实施阶段。
但是，随着丰臣秀吉病逝，在明军如秋风扫落叶的攻势下，战局已定，胜负已分，而大举进攻日本本土的方案就此被搁浅了。或许在后人看来，这时候正是“捣巢日本”的最佳时机。
然而，根据《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统计，在“七年抗战”中，明朝在朝鲜半岛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光是钱就投入了两千万两的白银！而在贵州播州方面，杨应龙动作频繁，西南局势愈加紧张，再有兵部尚书田乐所主持的松山新边急需军费。相比之下，已经退兵臣服的日本再无征讨必要。所以，哪怕明廷仍有能力支持一场泛海登陆作战，也不会去实施，毕竟此策的风险与代价实在太大。
最终，这项本可以载入史册的宏伟战略，却被尘封于史料之中，逐渐被人所遗忘。直到数十年后，才被万历皇帝的孙子之一崇祯帝朱由检重新拿出来审视，觉得有必要去征服日本，毕竟日本人太狂妄自大！
当然了，此时空的崇祯帝并非“凡人”而是“金丹真人”，修为达到了“真丹后期大圆满”境界，但想要“碎丹成婴”并突破到更高层次的“元婴期”，就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而“民心善念”和“香火愿力”首当其冲！这就要求他在不得不尽快改善天下万民的生活状态时，而且还要防止那些海量“假钱”（重晶石）提前露馅。
否则，“朝廷造假钱”的传言一旦坐实，崇祯帝的大明朝廷就会信用崩塌，届时就不是天下动荡和民不聊生那么简单了。而解决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外界掠夺海量真金白银来替换掉自己师父“催没弟”用法术幻化成海量白银的“重晶石”（硫酸钡）。在当时，世界上有两大白银产地，一个是南美洲，一个是东亚。
此外，朱由检的哥哥朱由校所修炼的“鬼道”、“嫂嫂”们修炼的“妖术”都需要吞噬大量的尸体和魂魄来提升修为，以便快速进阶。因此，朱由检作为明朝皇帝，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不得不尽快发动对外战争，而入侵日本则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因为日本不仅生产白银能解决明朝财政危机，而且人口不少。
其实，自从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作为一个统一而辽阔的国家，其所带来的庞大市场规模，对发展商品经济有着极大的利好，关键就是看朝廷在市场经济调控中扮演什么角色？
自秦汉以来，尽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到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期间，大量的金银、宝石和香料等稀有产品从“丝绸之路”流入中国，加速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贵金属”积累，直到宋朝时已经零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因“钱不够用”，故北宋不得不以朝廷财政为担保，向民间发行“纸币”（“交子”）进行大型商业贸易。而稍后的“金朝”和“南宋”也苦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供不应求，不得不继续发行“宝钞”或“宝券”来强制流通。
但是，后来的元朝统治者未意识到“纸币”的发行量必须建立在朝廷对贵金属数量的掌控之上，便随意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国家财政崩溃，经济危机到来，百姓民不聊生，只好造反，推翻朝廷！
于是，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虽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只能通过各种高压政策来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目的便是将整个天下的财政大权等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滥发纸币，坚决用粮食来做一般等价物。
所以，明朝官员的“俸禄”（“俸钱”和“禄米”）都是用粮食来计算并发放，因为“银子”不够用。当然了，朝廷也曾考虑过是否要用“铜钱”来支付开支，但考虑到“铜钱”的面值太小，购买力不强，于是只好作罢了。
到了后来，明朝不得不重新开放“海禁”来与外国做贸易，希望能得到足够多白银来流通到市面上，以便维持经济平稳运行，也方便自己收税，让财政继续运转，因为中国从古到今都很少出产金银等贵金属。
于是，继“郑和下西洋”后百余年才赶上“隆庆开关”，使明朝周边区域贸易、长途贸易，乃至对外贸易都变得十分的兴盛起来。尽管朝廷在此期间也收到了不少“税银”，但依旧杯水车薪，因为偷税漏税太严重！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铜钱为本位”的国家。虽然“铜钱”是一种贱金属，只能满足民间零碎的交易活动，但对于大规模贸易来说却极为不便，故而使“铜本位”的货币体系反而极大的制约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古代中国必须找到另一种合适的贵金属来做“本位货币”，而黄金虽好，但数量太少！
而中国之所以使用“铜钱”来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就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贵金属十分缺乏的国家，尤其是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储量稀少，往往只被用做贵族的财富象征，而不用于普通商品流通买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近两千年！直到明朝时期，因为大西洋彼岸的一场“殖民主义扩张”浪潮，将中国古代社会极大程度地卷入世界市场之中，才让中国社会的“货币体系”因此从“铜本位制”变成了“银本位制”。
在明朝立国之初，明朝就构建了一套“钱钞本位”的货币体系，即以“铜钱”和“宝钞”（纸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铸造了“洪武通宝”，俗称“洪武钱”，依旧沿用了历朝历代传承的圆形方孔钱。同时，明太祖还仿照元朝的“宝钞”，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作为大额结算与对外贸易，与铜钱并行。
所谓宝钞就是一种纸币，但明朝在发行“宝钞”时，并未制定相应的准备金制度，使得“宝钞”从一开始就不能作为真正的价值符号，而仅仅是官府以国家权力造出来的一个对民间进行经济剥削的货币工具而已。
因为盲目滥发，使明朝的“宝钞”一度沦为废纸，就像当年元朝发行的“宝钞”一样，即使堆积在道旁也没人去在意它。等到明中期，明朝的“钱钞本位制度”已接近崩溃的边缘，正迫切需要改善财政与金融系统！
而明朝官府为了挽救朝廷信誉，也开始大力执行“回笼政策”，即通过增加税种、罚款等名目，希望将超发的“宝钞”收归官府，降低通货膨胀，以维持全国市场经济稳定。但是，这样的政策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损害巨大，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贵金属来给“宝钞”兜底，当然就不能让“钱钞制度”起死回生，形势异常严峻！
从明英宗一朝开始，明朝就准备着手改革“钱钞本位制度”了，于是才推出了“金花银”，作为财税手段。
“金花银”是明朝税粮折收的银两，主要用于皇帝赏赐，折放武官的月俸。其原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又名“折色银”或“京库折银”。由于明初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因此，也仅坑冶税才有金、银上缴。
夏税、秋粮折收金银，惟在陕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边费用间亦取于其中。永乐迁都后，京师官员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领俸米，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有时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于民于官均不利。
为解决这一问题，宣德时的“江南巡抚”周忱乃请检重额官田、极品下户税粮，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是明朝“赋役折银”政策的开端，自此，明朝的“货币体系”开始从“钱钞本位制度”向“银本位制度”转变。而彻底转变，则是后来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所实行的“一条鞭法”去了。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贫银国家，银矿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四川等省份，但这些省份的银矿储量微小，开采难度大，使得其产量根本不能满足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比如，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各产银省的白银产量各自只有两、三千两上下，到了永乐年间，各省产量最高才只有九万多两白银。即便到了宣德年间，明朝白银产量达到历史最高，但十年累计产出白银也才二百九十万两。
这样的产量对于明朝这样庞大的经济体量来说实在太少了，因为明朝每年的财政开支就高达五六百万两白银！到了明朝末年，白银产量暴跌九成，但财政开支却不断扩大，仅辽饷就要耗费白银九百万两了！
明朝白银缺乏到了这个地步，哪来的底气推行“银本位制度”呢？答案是“海外贸易”了，因为通过海外贸易，能使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明朝），使得明朝有了足够多的白银来推行“银本位政策”，以改善财政。
即使是明朝国内白银产量最高的十五世纪初，其国产白银仅占明朝国内市场上所流通白银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海外输入的白银，在明王朝的白银总量中所占比例，常年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那这些从海外流入的白银都是来自哪里呢？毋庸置疑，从南宋开始，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就主要来自海外贸易，其中与东洋日本和西洋大食（阿拉伯）的贸易中，主要进口商品就是白银，其次是黄金和香料。
至于“宝石”，在排在“香料”之后，因为“香料”还有多种药用价值，而“宝石”只能作为观赏品、装饰品和收藏品而已。但到了明朝时期，中国的白银输入地主要三个：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洲，一个竟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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