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资料，其中不乏权威的某度，非常不负责任地敷衍，说石敬瑭的“蚂蚁搬家”等伎俩成功骗过了李从珂。
李从珂虽然在后来的竞争中落败，但我们不能粗暴地认为失败者就是一无是处的蠢货。事实上，不仅是李从珂本人，他的整个智囊团自始至终都没有放下对石敬瑭、赵德钧等“实力派”的戒心，特别是石敬瑭。
在“忻州万岁乌龙案”之后，李从珂调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北方集团军副司令，率军前往代州驻防。目的是削弱总司令石敬瑭的兵权，代州位于太原以北，云州以南，契丹南下河东的重要据点。
李从珂把张敬达当成山西（太行山以西）的楔子，楔入太原北面，同时又任命自己的小舅子刘延皓为魏州魏博军节度使，成为河东与河北之间的楔子，阻断河东石敬瑭与幽州赵德钧之间的联系。
压制河东石敬瑭，一直是李从珂集团的工作重心之一。下面我们以此为切入点，一窥李从珂的文官集团。
李崧
小小的官二代，父亲是深州的录事参军。李崧自幼便是学霸，十几岁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只是颜值欠佳，因此小名叫“大丑”。
二十岁时，也成为本府参军（官职名），步入仕途。
庄宗入魏，提拔“河朔帮”，李崧得以升迁，渐为李继岌的幕僚。初生牛犊不怕虎，李崧善于文章，却不精通政治，领导对他的“器重”更多是出于平衡山头、安抚“河朔帮”的政治需要，而李崧却不揣冒昧地直言李继岌首席智囊李荛文笔不通。
“youyouup！”
上就上。李崧提起笔来，刷刷点点，起草了一篇文章。当时的卢质、冯道等人看过之后，拍案叫绝，“人才！”
这次职场风波有惊无险，李崧得到了上级的认可，逐渐提拔重用。
李继岌挂帅伐蜀的时候，李崧已经成为了李继岌的首席智囊。
当李继岌奉母亲“抽爹算计刘”的教令，诛杀郭崇韬父子时，李崧紧急求见，“大王为何做这种危险的事啊！就算非要杀，能回到洛阳再杀也不迟啊。今携重兵孤悬洛阳五千里之外，没有皇上诏书而擅杀重臣，动摇人心，会招致大祸！”
李继岌也很无奈，已经杀了，您这不是马后炮吗？如之奈何？
李崧临危不乱，出了一个险招——伪造诏书。他招来三四个亲信刀笔小吏，登楼去梯，连夜伪造了一封诛杀郭崇韬的诏书，用都统印冒充玉玺。第二天公之于众，这才稳定了军心，使得大军得以平安东返。
后来丁忧去职归乡，之后被范延光奏为首席幕僚。随后入朝为翰林学士。李从珂登基后，用为端明殿学士。
吕琦
此人前文已有介绍，父亲吕兖卷入刘守光、刘守文兄弟的纷争，而惨遭刘守光灭门，当时年仅15岁的吕琦被父亲的朋友赵玉从刑场上冒死救下，隐姓埋名，一路乞讨逃入山西境内。
后来被庄宗李存勖提携，进入仕途，凭借扎实的学问一步步升迁；明宗朝，李从珂遭安重诲构陷，被软禁在洛阳，吕琦跟他住在同一条胡同，当时满朝文武慑于安重诲淫威而不敢接触李从珂，像躲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只有吕琦经常跟他来往，慰藉了李从珂那颗受伤的小心灵。
李从珂登基后，对待吕琦是格外厚重，拜为知制诰、给事中、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
李崧与吕琦，正直忠诚，学问深厚，深有远见。而他们也在末帝一朝得到了重用，也就是李崧对吕琦说的，皇上待咱俩不薄。
但这里有个常识性的误区，厚待或者说重用，与信任不同。领导重用你，但不见得信任你。
受到李从珂重用的文官还有一位马胤孙。
马胤孙是李从珂坐镇河中时的幕僚，软禁京师时，马胤孙不离不弃，坚定地伴随左右，之后又随李从珂赴镇凤翔。李从珂被他的忠诚所感动，引以为嫡系亲信。
等李从厚移镇的命令下到凤翔，李从珂召集众亲信商议。大家一致劝李从珂拥兵抗旨，唯独马胤孙背诵孔老夫子的名言，主张让李从珂听皇上的话。
大家纷纷笑他迂腐。李从珂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却知道他是纯粹之人、高雅之人、脱离了低级趣味之人、是个反三俗的人，便也没有责罚他。
李从珂称帝后，提拔马胤孙为户部郎中、翰林学士，后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帝国宰相。
所以马胤孙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收到了领导发的好人卡。领导知道你是好人，但不会把你当成心腹。
马胤孙精于文章，迂腐死板，而且软弱怯懦，他明白自己的这个宰相乃是“好人卡”，并不得皇上的真正信任，于是干脆“明哲保身”。
马胤孙在短暂的相位上，得到了“三不开宰相”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
一句话，占着人位儿，不干人事儿，尸位素餐。
那么别的宰相呢？
李从珂通过抽签的方式任命了卢文纪、姚顗。
卢文纪名过其实，“处经纶之地，无辅弼之谋”，每日的工作就是对自己讨厌的人吹毛求疵，鸡蛋里边挑骨头；姚顗呢，也是“在相位龌龊无所为”。
两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李从珂任用二人之后，就有些后悔，于是当面向卢文纪提出婉转批评，大意是说他没有尽到宰相应尽的义务。
卢文纪随即上疏顶嘴，说按照工作条例，我们五天一上朝，问候陛下起居，不仅文武百官全都在场，而且还有人数众多的侍卫，耳目太多，我们有想法，也不能乱讲呀。
随后又奏请恢复唐朝的“延英殿议事”制度，即宰相在延英殿单独会见皇上，屏去闲杂人等，方便说点儿机密的事。
李从珂手拿奏章，鼻子都快气歪了，立刻下诏斥责：“你不会等文武百官都退朝之后，单独留下吗？这也是唐朝的旧制啊！再说了，无关紧要的一般事务，大可以当众汇报；如果真是机密事情，也不必非要等五天一朝啊，可以随时奏报，我自然会撤去闲人，在便殿或其他合适的地方接见，何必非要在延英殿！”
通过君臣二人的这段对话，一个惊人的事实侧面暴露：卢文纪这位宰相在此之前，一直形同虚设，从来没有向皇帝奏报过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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