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海汉的真正目的是为其自身谋取利益，在军援大明的过程中也玩了不少猫腻，但罗升东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海汉不在福广两地出手相助，仅凭大明官府自身的力量，的确很难应付自然灾害和流匪、海盗团伙所制造的麻烦。这两地目前没有变成跟中原腹地一样混乱的状况，甚至比天启年间还更繁荣了一些，海汉在中间所起到的稳定作用的确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海汉通过军援从大明所换到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一方面获得了自身急需的人力、资源、市场这些很直接的收益，另一方面拉拢了大明的地方官员与其合作，并通过这些官方渠道取得了更多向大明施加影响力的机会。比如文化、金融、商贸等海汉特有体制的推广宣传，都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福广两地民众对海汉的观感。如今这种模式已经向北延伸到了浙江沿海，以海汉的做事风格，大概也不会满足于现状，还会继续将他们的海上控制区向北扩张。
不过宁崎现在所谈及的军援，其性质显然是跟以前的交换条件有所差别了，海汉希望能用军援从大明换得分量更重的好处，比如得到朝廷承认的海汉国政权以及相应的正常化邦交关系。
罗升东迟疑道：“跟朝廷谈条件……只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早年葡萄牙人、荷兰人都试过类似的办法，葡萄牙人不但卖炮给大明，还派了炮兵团去京城帮着明军打仗，事情着实做了不少，但所换得的条件也不过就是澳门的长久租住权而已。”
罗升东言下之意，这种办法在此之前已经有葡萄牙人尝试过，靠着军援能从大明朝廷换得的待遇可能达不到海汉期望的程度。
罗升东所的情况，宁崎自然也是知道的。葡萄牙人为了让自己在澳门的驻地合法化，除了每年向大明缴纳税金和地租之外，还一直都在向大明提供先进的火炮及相关的炮兵训练。1621年明廷派了张焘、孙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前往澳门，购买火炮并聘请炮师。葡萄牙人很是卖力地从印度、马尼拉、日本等地招募了百人的炮兵部队，并且向大明出售了英制大炮26门，随同钦差一同归国北上。这些火炮部分留守京城，另一部分被兵部尚书董汉儒调往山海关部署，后来又运至关外的宁远城。1626年宁远大捷中所使用的火炮，就是此前从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
1628年崇祯帝命两广大员李逢节、王尊德委托葡萄牙商人购炮募兵。次年二月，澳门葡萄牙人捐献大炮十门火枪若干，由专人押送北上进京。崇祯帝将火炮部署于京城要地，并赐名“神威大将军”。同时还任命了徐光启为总提协，让葡萄牙人在京城协助铸炮并训练炮兵。不过由于客观存在的技术障碍，这些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1630年，崇祯帝再次下令，让葡萄牙人从澳门购炮募兵。这次葡萄牙人的反应同样相当积极，不但向明廷提供了300余人的炮兵队伍，还有40门火炮。但此时明廷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一部分反对派认为不能让葡萄牙人在军事上过多介入，特别是京城重地的守备，更不应该交给外国人来负责，而崇祯帝后来也采信了这种意见，不再接受葡萄牙人提供的大规模军援。
这一时期大明军中装备火器最多最先进的，大概山东登州的驻军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徐光启和孙元化将葡萄牙人提供的火炮、炮师和造炮工匠都集中到登州，试图在这里打造出一支强大的火器部队。孙元化的部队拥有佛郎机炮20余门，西洋铳320支，鸟铳千支，还拥有一批掌握了西洋火炮技术的炮手。
但可惜的是在登州之乱中，这支精锐之师几乎毁于一旦，葡萄牙雇佣军在战斗中有包括炮队统领公沙在内的十二人战死，另有十五人伤重被俘。活下来的葡萄牙人在战后离开登州，南下返回了澳门。而之后叛逃去东北投后金的孔有德等人带去当地的造炮工匠和武器装备，基本都是出自这支由大明花重金打造出来的火器部队。
考虑到葡萄牙人在澳门当地的常驻人口不过一两千，能够为大明提供这种程度的军援已经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了。而相较于他们的付出，从大明所得到的好处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比起海汉如今的待遇差了足有十万八千里。但海汉显然还并不满足于现状，希望能借助军援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在罗升东看来多少有一点不太现实。
宁崎道：“此一时彼一时，天启年间，大明要面对的内外压力远不如现在，葡萄牙人想谈条件也没法谈。但如今的大明正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如果我们海汉决定继续冷眼旁观下去，十年之内，大明的天下就保不住了！”
“十年？这……应该不至于吧？”罗升东对宁崎所的这个数字并不相信。
虽然大明近年来的确在走下坡路，但这么一个统治天下两百多年的帝国，岂会完就完？在见识过海汉发家史之后，罗升东不相信中原作乱的农民军能搞垮大明，在他看来这些人终究只是流寇，既没有政治目标也没有地方根基，只靠着蝗虫式的烧杀掳掠，根本不可能成就大事。
而关外的东北野猪皮白了就是一群开化还不够彻底的野蛮人，罗升东以前听海汉人提及后金时，语气大多都极为不屑，印象里自然也不会认为他们能有多厉害。虽然大明自1626年之后与后金军的对阵中就一直处于败多胜少的局面，但这还是不会妨碍罗升东对大明军力的盲目自信就算打不过海汉，那打个关外的部落武装总该没问题吧？
然而罗升东并不知道，在原本的历史中，关外的后金在两年后就会改国号为大清，并效仿明朝建立政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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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汉的真正目的是为其自身谋取利益，在军援大明的过程中也玩了不少猫腻，但罗升东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海汉不在福广两地出手相助，仅凭大明官府自身的力量，的确很难应付自然灾害和流匪、海盗团伙所制造的麻烦。这两地目前没有变成跟中原腹地一样混乱的状况，甚至比天启年间还更繁荣了一些，海汉在中间所起到的稳定作用的确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海汉通过军援从大明所换到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一方面获得了自身急需的人力、资源、市场这些很直接的收益，另一方面拉拢了大明的地方官员与其合作，并通过这些官方渠道取得了更多向大明施加影响力的机会。比如文化、金融、商贸等海汉特有体制的推广宣传，都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福广两地民众对海汉的观感。如今这种模式已经向北延伸到了浙江沿海，以海汉的做事风格，大概也不会满足于现状，还会继续将他们的海上控制区向北扩张。
不过宁崎现在所谈及的军援，其性质显然是跟以前的交换条件有所差别了，海汉希望能用军援从大明换得分量更重的好处，比如得到朝廷承认的海汉国政权以及相应的正常化邦交关系。
罗升东迟疑道：“跟朝廷谈条件……只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早年葡萄牙人、荷兰人都试过类似的办法，葡萄牙人不但卖炮给大明，还派了炮兵团去京城帮着明军打仗，事情着实做了不少，但所换得的条件也不过就是澳门的长久租住权而已。”
罗升东言下之意，这种办法在此之前已经有葡萄牙人尝试过，靠着军援能从大明朝廷换得的待遇可能达不到海汉期望的程度。
罗升东所的情况，宁崎自然也是知道的。葡萄牙人为了让自己在澳门的驻地合法化，除了每年向大明缴纳税金和地租之外，还一直都在向大明提供先进的火炮及相关的炮兵训练。1621年明廷派了张焘、孙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前往澳门，购买火炮并聘请炮师。葡萄牙人很是卖力地从印度、马尼拉、日本等地招募了百人的炮兵部队，并且向大明出售了英制大炮26门，随同钦差一同归国北上。这些火炮部分留守京城，另一部分被兵部尚书董汉儒调往山海关部署，后来又运至关外的宁远城。1626年宁远大捷中所使用的火炮，就是此前从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
1628年崇祯帝命两广大员李逢节、王尊德委托葡萄牙商人购炮募兵。次年二月，澳门葡萄牙人捐献大炮十门火枪若干，由专人押送北上进京。崇祯帝将火炮部署于京城要地，并赐名“神威大将军”。同时还任命了徐光启为总提协，让葡萄牙人在京城协助铸炮并训练炮兵。不过由于客观存在的技术障碍，这些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1630年，崇祯帝再次下令，让葡萄牙人从澳门购炮募兵。这次葡萄牙人的反应同样相当积极，不但向明廷提供了300余人的炮兵队伍，还有40门火炮。但此时明廷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一部分反对派认为不能让葡萄牙人在军事上过多介入，特别是京城重地的守备，更不应该交给外国人来负责，而崇祯帝后来也采信了这种意见，不再接受葡萄牙人提供的大规模军援。
这一时期大明军中装备火器最多最先进的，大概山东登州的驻军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徐光启和孙元化将葡萄牙人提供的火炮、炮师和造炮工匠都集中到登州，试图在这里打造出一支强大的火器部队。孙元化的部队拥有佛郎机炮20余门，西洋铳320支，鸟铳千支，还拥有一批掌握了西洋火炮技术的炮手。
但可惜的是在登州之乱中，这支精锐之师几乎毁于一旦，葡萄牙雇佣军在战斗中有包括炮队统领公沙在内的十二人战死，另有十五人伤重被俘。活下来的葡萄牙人在战后离开登州，南下返回了澳门。而之后叛逃去东北投后金的孔有德等人带去当地的造炮工匠和武器装备，基本都是出自这支由大明花重金打造出来的火器部队。
考虑到葡萄牙人在澳门当地的常驻人口不过一两千，能够为大明提供这种程度的军援已经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了。而相较于他们的付出，从大明所得到的好处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比起海汉如今的待遇差了足有十万八千里。但海汉显然还并不满足于现状，希望能借助军援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在罗升东看来多少有一点不太现实。
宁崎道：“此一时彼一时，天启年间，大明要面对的内外压力远不如现在，葡萄牙人想谈条件也没法谈。但如今的大明正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如果我们海汉决定继续冷眼旁观下去，十年之内，大明的天下就保不住了！”
“十年？这……应该不至于吧？”罗升东对宁崎所的这个数字并不相信。
虽然大明近年来的确在走下坡路，但这么一个统治天下两百多年的帝国，岂会完就完？在见识过海汉发家史之后，罗升东不相信中原作乱的农民军能搞垮大明，在他看来这些人终究只是流寇，既没有政治目标也没有地方根基，只靠着蝗虫式的烧杀掳掠，根本不可能成就大事。
而关外的东北野猪皮白了就是一群开化还不够彻底的野蛮人，罗升东以前听海汉人提及后金时，语气大多都极为不屑，印象里自然也不会认为他们能有多厉害。虽然大明自1626年之后与后金军的对阵中就一直处于败多胜少的局面，但这还是不会妨碍罗升东对大明军力的盲目自信就算打不过海汉，那打个关外的部落武装总该没问题吧？
然而罗升东并不知道，在原本的历史中，关外的后金在两年后就会改国号为大清，并效仿明朝建立政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