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陶澍上任两江总督之后，扬州的盐商便即感受到了巨大压力。这一日，陶澍也亲自来到扬州，将各路盐商尽数召集到了盐运使司，眼看各人已经坐定，陶澍也令下属取过一叠文告，向众盐商说道：
“各位，今日本部堂请你等前来，第一件事便是要你等看清楚，本部堂对于两淮之地的私盐之患，这几个月下来，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清查，你们看到的，就是那些私盐贩子被我两江总督部堂拿捕的文书，我想对各位说的是，私盐清查，我陶澍绝不会对任何人留情，这件事，你等今日也要作个见证！”
“陶总制上任江督，不过三月，便即清剿了这许多滥行私盐之人，在下佩服啊。”座中的两淮盐商首总黄至筠看着陶澍神色严峻，也只好向他客气道：“不过，若是只有清查私盐之事，总制只将这些文书送到扬州，交予我等一阅即可，又何必亲临盐运使司，还要把我们都召集过来呢？”
“黄总商说得对啊，既然黄总商都这样问了，那我也就不再卖关子了。”陶澍看黄至筠已经有了不解之意，当即向各人直言道：“既然走私之人，大半已经被先前蒋大人和我清剿，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为何这市集之上，售盐的盐价，竟然还是一成不变？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十年以来，私盐在江淮如此猖獗？那私盐贩子卖一斤盐，价格仅及市价之半，就这样，他们还能赚不少钱！这官盐是有什么不同吗？质量比私盐好那么多吗？我知道，盐价是盐运使司议定的，但运司衙门议定盐价，必然要听从你等盐商的意见，所以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你们用这样的高价卖盐，你们是想让百姓吃盐呢，还是想直接掏空百姓的腰包啊？”
“陶总制，我们若是不定这样的盐价，我们根本就不能营利啊？”黄至筠无奈之下，也只好向陶澍诉苦道：“我们议定盐价，又不能只考虑私盐价格高低，总是要把盐税和积欠考虑进来啊？我们赚了钱，一是要缴纳当年盐税，二是要弥补以前欠款，这些积欠我们也是商议过了的，每年只补十分之一，十年缴足。所以我们卖盐看起来是赚了钱，可是扣除盐税、积欠和各家日用开支，其实也……也剩不下多少银子了。”
“你等在市场上定这样的高价，只会让积欠之事愈演愈烈！”不想陶澍也不再向黄至筠留半点情面，直接向众盐商斥道：“你们想想，你们定的盐价高了，百姓就不愿意再买高价盐，换言之，只要出现低价盐，他们必然趋之若鹜，有这样巨大的需求，就难免会有人铤而走险！孙大人蒋大人也好，我陶澍也好，自忖清剿私盐，均是不遗余力，可为什么私盐之患一直不能根治，就在于这私盐之源，并非刁民奸猾，而是盐价高昂，百姓不得不有求于私盐！你等盐税都是按旧制缴纳的，朝廷从来没有在盐税之上为难过你们，那你们家中开支有多少，你们积欠又有多少？你们怎么就把两淮盐务经营成了年年亏空的样子？是啊，你们都是依凭祖荫，方有了如今盐商之位，有资格行盐营利的，是百年之前你们的那些祖宗，可你们呢？你们如今不就是在败坏祖业吗？咱们两淮的盐务，就是你们这些靠祖宗吃饭的人在操控的吗？！”
众盐商被陶澍这一番训斥，也未免心中有气，一个个面上都不好看。可与此同时，却也并无一人能够正面驳斥陶澍之言，只因陶澍祖业之语，乃是当时的实情。
自汉代确立盐务官营之后，历朝历代的盐业便为官府所垄断，然而进入宋元明时代，历朝官府也都认识到，纯粹的官营盐业效率低下，不利于增长收益，所以也一直在引入商人经营盐业。直到明朝中期，“官督商办”的盐务系统基本成型，官府发出可以销售食盐的盐引，商人领取盐引后便可以经销食盐。可是明代中后期，由于官府管理秩序混乱，对使用盐引之人未加限制，导致许多勋戚太监同样可以经营盐务，盐引今日发出，明日便大半落入勋戚太监之手，这样不仅商人经营有限，还导致特权阶层利用盐务聚敛了大量财富，其实不利于政权发展。是以到了明末，盐务改革已经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万历末年，明王朝终于有大臣提出，以后盐引发出，便直接由商人行盐，官员不得干预盐务具体的销售，但彼时明王朝已经积重难返，无力解决勋戚太监对盐务的实际控制，是以直至明亡，这一新政策还是无法实行。但清王朝入关之后，却使用了这一新法，即后世所言“纲盐法”，商人获得盐引之后，便可以自行雇募人手开发盐场，在清王朝指定的销售区域进行食盐贩卖，此外只需缴纳足额盐税即可。由于商人本身没有政治特权，是以清朝前期，“纲盐法”不仅保证了食盐销售畅通，也为清王朝带来了足额盐税，并无明显弊端可言。清王朝将全国盐务运营分为十一个区域，两淮区域堪称各区之首，其盐务运营范围涉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各省，实际上控制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
然而进入清中叶，许多人却逐渐发觉，“纲盐法”的实际执行，已经导致了盐务垄断，这也和盐务本身的“官督商办”性质有关。从法令的角度来看，承办盐务的商人并非固定群体，但是各地盐场有限，在盐商逐渐崛起之后，很快便被各路盐商实质性瓜分，后起商人即便想要经营盐务，也得不到可以继续开发的盐场。即便出现新盐场，官府也更愿意让有根基的盐商前往经营。而食盐转运、各地营销，更少不了与当地官府打交道。久而久之，只有那些世代经营盐务，常年与官府交往的盐商，才有可能巩固自己在盐务之中的地位，而官府也习惯了和固定的盐商群体打交道，为了追求办事方便，宁愿维系旧有的盐商，让他们继续经营盐务。这样在盐务运营方面，人情世故便超过了经商效率，成为经营盐业的首要前提，进而导致两淮盐务近百年来，都被几个盐商家族事实性垄断，即便偶有新人可以进场，所得也不过是残汤冷炙罢了。
盐商家族的垄断一经形成，也自然要支出更多的家族维系成本，与此同时，随着许多盐商家族世代传承，后代盐商也失去了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意志，所思所想不过维系祖业，又如何再去和私盐抗衡？垄断并非嘉末道初盐业积弊的唯一促发原因，可是在私盐横行，盐务运营日渐困难的道光中叶，垄断的问题也被不断放大，正因如此，这一次陶澍整顿盐务，便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垄断体制。而在座盐商也都各自清楚，自己的盐商身份，与其说是认缴“认窝钱”，凭财力和信用向官府换取，不如说就是祖辈传下来的，即便是一力经营，将黄氏家族在嘉庆年间推向鼎盛的首席盐商黄至筠，其实也少不了祖辈开拓奠基之力。是以这时面对陶澍的质问，各路盐商竟是无一语可以应答。
陶澍眼见各人不发一语，也继续向众盐商说道：“如今私盐之事，我已经严加查办，但我知道，只除私盐，是治标不治本，若是不能清除你等积欠，盐价就降不下来，严查私盐，终究无用！所以我也向盐运使司问得清楚，你等积欠之数，我如今也尽数知悉，但要是每次都让你们自己来定还款期限，那你们的亏空漏洞，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补上！我也给你们时间，道光十一年六月之前，你们要把欠款还清，可是你们要是逾期不还，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你们之中，积欠最多的是……江镛，你可在里面啊？”
“回陶总制，小人在。”一名年近七旬的老者忙向陶澍拜道，这人便是江镇鹭之子江镛，此时江镇鸿、江镇鹭兄弟俱因年迈，已然不在人世，江家便由他做了总商。
“江镛，你江家欠款，我看有二百万之多，你可要尽快去想办法，为朝廷归还积欠啊？”陶澍也向江镛说道：“我不是开玩笑的，你们若是到了明年六月，还不能还清欠款，那我不会客气，只能将你们家产一并查抄，充抵积欠！若是你江家还款之数尚不及百万，你们其他欠款百万上下的，还款不足五十万，那我只能认为你等营商怠惰，受朝廷盐引，却行盐失职，到时候，就只能将你们遣戍军台了。当然，只要你们能还上大部分欠款，本部堂也可以酌情再为你们宽延数月，本部堂言尽于此，还款的事，你们自己下去准备吧。”说罢，陶澍便即拂袖离去，竟不再与众盐商多言一句。
“这……这可怎么办啊？”江镛听陶澍说起欠款竟要在不足一年之内还清，也当即面如死灰。可是眼看其他在座盐商，包括黄至筠在内，面色却也都不比自己好到哪去，深知即便是借债还款，这一次多半也还不上了。只得勉力站起，向着门外走去，可是他才走了一步，便即下盘一软，“砰”的一声摔倒在地。
“老爷，老爷！”两个江家仆人看江镛情况不妙，当即上前扶住了他，其中一个颇为精明，当即向江镛劝道：“老爷，这陶总督我看，是铁了心要收拾咱们啊？咱们这……这哪有这许多现钱啊？要不，老爷还是求求其他熟悉的大人，求他们帮帮咱们吧。我听说，咱们家如今也是有几门远亲的啊？现在的云贵总督阮元阮大人，他以前的夫人，不就是咱们江家人吗？就算为了以前的娘家，阮大人也会跟陶总督求情的啊？”
“阮……阮元？”不想江镛听到阮元的名字，面色却更加苍白了，过了半晌，方才连声叹道：“为什么……为什么咱们江家当年走出来的，竟然是他啊？我……我这还有什么颜面，去找他阮元求情啊？”
“老爷，小的不知您跟阮大人有什么关系，可是小的知道，如今的情况，咱们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啊？”那仆人又向江镛道：“要不，老爷就服个软，多给阮大人说几句好话，总要试一试啊？现在别说二百万，就是一百万，咱们不也……而且那阮大人从来风评就不错，论资历也是如今总督之最，他的话，陶总督肯定不能不听啊？”此时八总督之中，资历最深者便是阮元与直隶总督那彦成、陕甘总督杨遇春，但杨遇春是武职出身，因边境乏人方被道光特别改任总督，那彦成又因新疆事务，长年不在直隶实任，所以论督抚实际资历，阮元已是此时清王朝的第一人了。
“这……为什么是阮元啊？我……我当年是造了什么孽啊？”江镛想着如今江家境况，已是危在旦夕，更是感叹不已。但他就算再不聪明，也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他并不想结交的阮元，如今已经是江家最后的希望了……